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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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1-13 15: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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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文/ 陶小青

 

电影《死亡诗社》,威尔顿预备学院,教育模式固定而又单调。这一切,却在一个新来的基廷老师的手里发生了改变。

他鼓励学生阅读课本中难以读到的思想色彩浓厚的诗歌;他鼓励学生怀疑权威、挑战传统;他鼓励学生寻找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观察生活;甚至,他鼓励学生撕书,别出心裁地带领学生站在课桌上俯视四周……

然而毕竟,这只是电影。当我把视线从荧幕上收回,审视我的周围时,我竟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人,在演绎着同样精彩的教育故事,不同的时空际遇,却伴随着同样永恒的理想,执著的追求……不竭的动力,每天都在酝酿、生发。

他就是黄玉峰。一头浓密的略显零乱的头发,一丛爬满眼角的细密的皱纹,一张生动而充盈稚气的脸,笑起来憨态可掬,说起话来朴实自然,偶尔还有一点调皮。

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在这个要么“万马齐喑”,要么“众口一词、千人一腔”的教育世界,屡屡发出惊人之语,发人深省。

也很难想象,在这个“一考定终身”的时代,他的举动会如此疯狂:带着学生听讲座、逛书店、练书法、学篆刻、赏文物、观话剧、演小品、写论文、编刊物、游天下……甚至于,“看破考试”,没有做过一张试卷,没有做过一道“标准化”试题。

在教学之余,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研究鲁迅,钻研李白,观点虽然荒诞不经,却有理有据,纵然被扣上“恶搞”“颠覆”的帽子,也不以为意。

……

如果说,《死亡诗社》带给我们的是一幕幕的视觉冲击,那么,黄玉峰,却让我们感受到一次次心灵的震撼。

于是,我们坐到了黄玉峰的面前,沿着他的思绪,去细细地品味,他的“死亡诗社”的故事人生。

 

“五四青年”黄玉峰

在上海中语界,黄玉峰绝对是一个“名角儿”。

复旦附中语文学科掌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担任文科重点班语文教师一职,一干干到退休,尚无人取代之,只好接着干。由此可以想见黄玉峰的水平。

但黄玉峰出名,绝不是因为这个。

1999年,全国中语会在天津召开。面对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语文教改的成绩是主要的,看得见摸得着,辉煌成就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台下的黄玉峰坐不住了,他给大会主席递了张纸条,要求给他五分钟的发言时间,自然遭到拒绝。

眼看大会即将结束,黄玉峰索性直接冲上主席台。还没等大会主席反应过来,他已经抢过话筒,开始炮轰语文教育现状:

面对社会上轰轰烈烈的语文大讨论,我们居然还坐得住?面对语文教育如此众多问题,我们居然还有脸说“辉煌成就”?不,我们每天都在坑害我们的学生!我们每天都在利用各种应试辅导资料发学生的财!我们……

也许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也许是想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把压抑在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他说得相当急促,甚至听起来有点含混不清。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会场一阵骚动和混乱。期间,有人试图阻止他,可是更多人却说“让他讲完”。皇帝终究是没有穿衣服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最后,大家对他疾风骤雨一般的“牢骚”,报以热烈掌声。

那一年,他五十四岁。

当晚,大会专门组织了一个青年语文教师座谈会。按理说,已经五十四岁的黄玉峰本不属于这个群体,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但他理直气壮进了会场,一言不发走到一个角落坐下。不一会儿,他的角落就成了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他分析现行语文教育的弊端,抨击一些蹩脚的老师把已经嚼得毫无滋味的东西“喂”给学生,提出在课堂上,什么观点都可以随便地提出,什么思想都可以自由地碰撞……

李镇西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五四青年”黄玉峰》,“黄大炮”从此名扬语文江湖。

 

初见黄玉峰,我们约在衡山路上的一间茶坊。

我们担心他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希望茶坊的气氛,有利于沟通。

黄玉峰来了,出了地铁站,迎面一条窄窄的马路,几步就可以穿过。他硬是要走到百米开外的路口,坚持从斑马线过马路,仿佛在印证我们的担心。

入座,上茶,几句话一聊,这样的担心烟消云散了。黄玉峰出人意料的谦和、健谈,笑容可掬。

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从斑马线过马路,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你整天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规则,你自己怎么可以不遵守?教学生做的,教师自己一定要做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自己首先要活得像个人。”

说起当年“抢话筒”事件,黄玉峰像个孩子似地笑弯了眼睛,得意洋洋,还主动“爆料”另一件“出风头”的事。

那是去年复旦附中运动会开幕,各班运动员入场式,黄玉峰特地花了一千多元,买了一身名牌运动装,跟着学生一起上了场。经过主席台的时候,把台上的校领导乐坏了:没要求教师跟着学生上场啊,黄玉峰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哇?

黄玉峰自有他的道理:“我们班学生很自豪,他们觉得,六爷是我们的铁哥们,关键时刻,总是和我们在一起。”

“六爷”是学生对黄玉峰的称呼,不知从哪一届起叫开了,届届相传,一直叫到了现在。黄玉峰说,最初可能是因为他和学生交流用的邮箱名是三个6,所以就被叫“六爷”了。

看得出来,黄玉峰乐得和弟子们称兄道弟,心态特别年轻。

“你对自己的认同影响学生对你的看法。我的学生刚进来的时候,看我六十多岁了,曾当面管我叫‘黄爷爷’。两年相处下来,他们再也不这么称呼我了,甚至有调皮的学生叫我‘玉峰兄’了。”黄玉峰说。

访谈,在令人愉悦的散漫中进行。直到掌灯时分,大家兴致还十分高涨,黄玉峰说到兴奋时,更是手舞足蹈,让你丝毫感觉不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临走,他道歉说,自己东扯西拉,讲得零零碎碎,可能让大家失望了。

但我们却被他这个人深深吸引住了。对,没错,“人”,正是这个“人”,可以串联起黄玉峰的“零零碎碎”,成为我们思考和讲述黄玉峰的中心。

 

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是黄玉峰的一本书名。黄玉峰解释说,它有两种读法,分别表示两层意思:一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二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其实,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教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教师自己首先要是个真正的人,并且致力于让教学生活成为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

黄玉峰是个读书人,而且是个颇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风范的读书人,涉猎广泛、才情横溢,字画印章俱佳。只要登上讲台,黄玉峰总是衣衫整洁、气宇轩昂、侃侃而谈。

他的课堂,不拘一格,自然灵动,情趣与理趣相得益彰。

黄玉峰的学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小薛回忆说:“所有陶冶性情的事,黄老师都会去做;所有机械训练,黄老师一概排斥。黄老师教语文,重在引路,铺得开,展得广,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东扯西拉”抑或“锱铢必较”

黄玉峰说自己上课和聊天一样,也喜欢“东扯西拉”。

知道他的人说,那是因为博学,他讲课旁征博引,纵横恣肆,充满灵性,创意迭出。

记得一次讲《林黛玉进贾府》一课。他突然“插播”起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轶事来。

说曹寅与康熙是非同一般的发小情谊,康熙死后,曹家的沦落。说曹寅才气很足;爱好广泛,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医道药物乃至饮食烹饪都有研究。因此,曹雪芹的童年极其特殊,要比一般人复杂太多,他写出《红楼梦》,不是一代人的经历,用是几代人的生命……

引的学生们对曹雪芹这个人的身世经历充满好奇,通读《红楼梦》自不在话下。

在黄玉峰看来,这样的“东拉西扯”是课堂的润滑剂,能让语文教学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他非常反对那种端起架子,板起面孔,毫无生气、毫无情趣的课堂。

“那样的教学生活和坐牢有什么两样?”黄玉峰说。

黄玉峰自己总结“扯法”主要有三类:

一是从课文“扯”到时事。为了让学生深刻体会《邂逅霍金》中人们的“冷漠”就是一颗平常心,黄玉峰“扯”上了当时正大热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黄玉峰讲了因为莫言获奖,他家老父亲和二哥被“不断折腾”,讲莫言家萝卜被拔光,老屋的墙皮被抠掉……两厢一对比,《邂逅霍金》想要传达的意义就明摆在那儿了。

二是从外国“扯”到中国。教学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时,黄玉峰向学生们介绍托尔斯泰其人,就说到中国道家文化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托尔斯泰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曾译过《道德经》,还写过一篇《老子学说的实质》,对老子的思想赞叹不已。老子说:“道法自然”“见素抱朴”,而托尔斯泰最终选择回归大地,用最朴素的方式让自己融入自然,他的坟墓也就成了最美的坟墓……

三是从古代“扯”到今天。为了把《诗经·硕鼠》中“比兴”的手法讲深讲透,黄玉峰一扯就扯到了两千年后的毛泽东。他请学生们欣赏毛泽东青少年时的诗作《咏蛙》和《离乡》。两首诗一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赋”与“比”的区别。两种手法各有各的好处:“赋”直截了当,有气势;而“比”则趣味无穷,可以让人咀嚼。

接着,黄玉峰又“扯”到屈原的《橘颂》,说比兴手法可以正比也可以反比。《橘颂》就是从正面歌颂橘树,寄托着屈原自己的道德理想。你看“独立不迂”“精色内白”“横而不流”这些句子,给人以何等高标独立的感觉?

所有“扯”到的诗句,黄玉峰都是脱口而出,这是让学生最佩服的地方,但学生更佩服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博学,而是他的“顶真”。

黄玉峰的爱顶真在中语界是出了名的。这也许是他让人觉得有个性的原因,其实他更应该是一个治学认真的性情中人。

他读书也好,读教材也好,从不盲目轻信,都要亲自去作大量认真细致的考据工作,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对鲁迅、李白这样的人物,他也从不人云亦云。

2013613,黄玉峰的一堂鲁迅作品教学让来听课的同行和专家“大跌眼镜”。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的名篇,中学课本里的经典。普通的教法是分析闭关主义不可取、送去主义不可取、拿来主义才是最好的态度。而黄玉峰却一反常态,课伊始,先却与学生温习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原则,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这些原则自主分析课文。结果学生们发现,这篇文章前后出现了几处不合逻辑的地方。

错误一,混淆了物质与文化的概念。文中第一段中列举的文物、京剧和绘画显然都属于文化范畴,但是第三段中谈到的煤则属于物质范畴。

错误二,使用虚假论据。讲“煤的送去”时,没有人说过,要把我们的煤全部挖出来供全世界使用。这个是虚假论证。

错误三,模糊了外来与传统概念。第六段列举了大量国外送来之物,很明显这篇文章是要讲如何对待外来思想——其实主要是外来文艺思想——的态度问题,但是关键的比喻论证段落却选择了具有歧义性质的“大宅子”作为喻体阐述这一问题。

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观点,黄玉峰把鲁迅日记相关内容投射到大屏幕上。通过对日记内容的查看,他告诉学生,鲁迅一方面批评“美国电影”,另一方面,他每个星期都要去看一次美国好莱坞的大片。还有不喜欢“日本的小玩意”,日记中显示,鲁迅孩子的玩具都是德国和日本生产的,而且都是一个日本人送给

最后,黄玉峰告诉学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篇文章不讲逻辑,或者说不讲理,却能让人一眼看起来十分信服,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必然有其他过人之处。这就在于他的精彩的比喻,形象化的描写。

听完课后,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的简振雷老师表示“从来没有想到这一课可以这么上”,同时也提出疑问:这样显露课文的缺点的上法,会不会让中学生的脑子乱掉?

黄玉峰的回答是:教师就是要善于把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拿出来,让学生自己鉴别。如果学生因为读到真的东西而“混乱”,那么正是有了独立思考的希望。“独立思考”是黄玉峰特别看重的。为了帮助学生进入对《拿来主义》的批评性阅读,他首先让学生利用假期去了解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同时把自己收集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如《古人谈取精华弃糟粕的语录》《我国文化外交举例》《鲁迅日记》《鲁迅与邵洵美、梅兰芳及刘海粟之间关系相关材料》《鲁迅杂文的主观性》《写作背景及逻辑分析》《“拿”字古代写法》等,推荐给学生。

“今天,虽然我是读这样一篇文章,但背后,是我对鲁迅的整个研究,是我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对鲁迅认真的思考。”黄玉峰在教学中现身说法,向学生展示,他是如何质疑,如何考据,如何思考,如何得出结论的,让学生逐步学会这个抽丝剥茧的思维过程。

“我每次告诉学生一个自己的观点时,总会把我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完整的过程一并告诉他们。”黄玉峰说,比如,立论的起点要从事实出发,必须从第一手资料开始,最好是本人的原作、日记,其次再看一些年谱和可靠的历史记载,再次才是参看别人的观点。这些材料的可信度是依次递减的。这就是“求真”的思维。比如评价屈原,一定是从他留下的诗作原文出发,而不会是根据郭沫若的话剧或者后人的阐释。

黄玉峰始终坚持,在讲解一种思想的时候,还原背后的人情,然后再让学生看到建筑在人情之上的理性和逻辑。“我希望学生能够学会理解,而不只是会歌颂、赞美。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一以贯之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但是学会了理解之后,就能掌握神遂,超越教条。”

 

“随物赋形”以致“随心而教”

新课程改革提倡以生为本,于是,我们为“讲还是不讲”“问还是不问”纠结万分。有些地方甚至规定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时间,规定提问题的数量,把教师们弄得无所适从。

黄玉峰说,判断一堂课是不是真的“以人为中心”,标准就是教师有没有把独立思考的权利还给学生,而不是讲或者不讲。黄玉峰的课堂,有满堂讲,也有满堂不讲;有满堂问,也有满堂讨论。不拘形式,与文本适宜就好,对学生思考有益就好。

鲁迅的《阿Q正传》篇幅长且深,短短的一两节课,学生读不透,怎么办?黄玉峰来了个“满堂问”——通过设计43个问题来贯串全文。如“辛亥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未庄的?作者为什么不正面写?”“‘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为什么用‘载’字?有什么好处?”

在课上,黄玉峰几乎不讲,只是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引得学生去读、去想。很多问题学生已经可以很好地回答,就说明他理解了,不必再多罗嗦,他只要把他们尚不明了的地方稍加点拨即可。

虽然“满堂问”犯了新课程理念的大忌,但是,事实证明,经过这样的连续“追问”,学生们在短时间内就对这篇长长的课文有了整体的把握,效率远胜过以往分段分析的传统教法。

的确,读书,归根到底是为了明理。只要能对开发学生的见识有利。“满堂讲”“满堂问”又何妨?

当然,问题一定要提得有质量,这是关键。

课前,黄玉峰自己会对教材进行详细的解读,并撰写思考笔记,因此他的课堂问题,总是问得准,问得巧,出人意料。

上袁枚的《随园记》,黄玉峰发现,文章虽然名曰《随园记》,但作者写得并不随便。从结构上讲,很有章法。甚至有一点雕琢的痕迹。比如七八个“随”字,便有夸大和堆砌之感,是精心构思过的。而从思想上来说,这篇文章很有独立精神,绝不随波逐流,一点也不随便。“随”在袁枚这里不仅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态度,而是一种精神,一句口号,既是他的处事哲学,也代表着他的文艺观。

“随”字激发了黄玉峰的灵感,于是设计了三个有意思的问题:

问题一:请“随便”谈谈你们的想法。有哪些不懂的,有哪些疑问,读了以后,关于文章之内和文章之外都有哪些想法?

问题二:请你“随便”找一个字,可以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字。袁枚是爱“随”字,你爱哪个字?

问题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名字,你会起什么?

两个“随便”问,激发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一堂课,他们七嘴八舌谈了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第三个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顺势来仿写——给自己的书房写个“小记”。

这节课,黄玉峰讲得“随心”,学生写得“随意”。

学生们的“小记”后来让黄玉峰整整读了一个星期,各有千秋,精彩纷呈。特别是起的名字,有雅有俗,有大有小,如“寸园”“吾城”,如“米室”“是斋”。

提起这节课,黄玉峰说:“上课最好不要有现成的模式,随物赋形,量体裁衣,才能上出‘随心随意’的课来。”

 

2010年的一天,小韩同学至今记得黄老师走进课堂的异样,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开始讲课,而是一声不吭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失声了,今天这节课请大家边看PPT,边自己阅读课文《老王》。”

《老王》是高中语文新教材中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也是让黄玉峰感到困惑的一篇文章,对于《老王》的主题,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我反复读了几遍这篇文章后,我深深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深,难以相通:老王和杨绛;‘我’和杨绛;‘我’和那几位老师。”黄玉峰说。“《老王》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另一方面,它谈的又是一个普遍而恒久的话题: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的关系。在中国,人情的淡漠,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一直是一个深深的隐忧。无论是在那个年代,还是在今天。”

黄玉峰一时不知怎么教这篇文章,怎么向学生们表达他理解的这一层意思。“当我动笔整理我读这篇文章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笔底下流露出来的感情是深刻的,这种深刻要转化成口语是那么困难。”

黄玉峰在灯下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许是受了凉,第二天早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声了。

这可怎么好?就要上课了,都还没想好说什么呢,居然就说不出话了!

但当他把眼光投向昨夜写的文字时,心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也许,文字本身就可以打动人心,可以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让同学们去读。这不需要声音。”

那天,黄玉峰上了一堂无声的课。没想到的是,那堂课后来在学生中产生了激烈的反响。小韩课后写下了这样的感言:

一切都静下来,周五的阳光透过窗倾斜了一地的金黄,风吹进教室,柔柔地拂过,带走了浮躁。一切都似乎定格了,只有黄老师事先做好的PPT在一张一张地变化。

“读第8段”“读第14段”的字样不时地出现在黑板上,我们时而低头读文章,时而抬头读印在屏幕上的黄老师的引导。文字真是很奇妙的东西。当我正一步步进入文中描述的场景中,便能体会出,在PPT中黄老师用反复语气时的那种细若游丝的哀叹,用双重感叹号时那种的强烈的悲愤;便能如水墨画写意般,将老王那消瘦孤独的形象在心中悄悄描摹。

当瘦骨如柴的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杨绛先生家的门框内,当渴望得到临终关怀的老王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句“免得托人捎”的交易般的搪塞,当老王一手赚着钱,一手抚着扶梯一步步走出我们的视线……我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或许,就在那个晚上,萧瑟地风毫不费力地从屋顶,从门缝,从无法关紧的窗口闯入。老王给自己缠上了许多绷带,躺在床上,透过窗望向明月,渴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想起某一个曾给过他温暖的亲人,想寻找到一丝生命值得留恋的地方。然而,那轮皎洁的明月,既没有化成某个人浅浅的温暖的笑容,也不曾浮现出一个清晰可触的背影,只有那冷冷的月光,洒在这冷冷的小屋,一颗冷冷的心随着冷冷的风,淡淡消逝……这幅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回头看了看周围的同学,大家的眼眶都红红的,我想在大家心里,应该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见解不同,体会不同,画亦不同。

事后,我想,如果黄老师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带我们进入这篇课文,那些语言或许就如风一样轻轻飘过,就算能在我们的心湖上带起一丝涟漪,也不如那些文字的力量,实在,震撼。如果,黄老师只是以他个人的声音去诠释老王,或许,我们心中的老王会是同一个老王,倒不如我们自己读,自己品,还会“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老王’”。如果,黄老师以普通的说教式的方式解读老王,或许,学语文的真正意义就被冲淡了,倒不如我们静静地将自己沉浸在字里行间,将《老王》融进心里,融进我们的生命里……

后来浙江绍兴一中请黄玉峰去给他们上一堂课,黄玉峰还是决定上《老王》。虽然这时他的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他还是决定继续 “失声”。为了加强效果,他给课件配上了沉郁的落叶背景,再加上沧桑凄楚的音乐《苏武牧羊》。

整堂课,黄玉峰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苏武牧羊》的曲子在教室里回荡,在学生的心中回荡。

 

有事业、有生活、还有爱,才是真正的人

黄玉峰常常与学生分享自己阅读李白、杜甫、屈原等人的个人体验、独特见解。“当然,分享的过程中,我很清楚并不是要他们都认同我的观点,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是如何翻检第一手资料,如何辨析各种前人的观点,如何得出我现在的这个结论的。”

“我也许不对,但让他们看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是怎样的。要自己读书,读一手书,读原典,不可食人余唾,不要迷信权威,这些远比接受一个具体观点重要。”

黄玉峰坦言,我并不是存心要去“颠覆”什么,但我觉得有必要坦诚地告诉学生,我对教材中一些课文的不同看法,我只是希望让他们知道,人云亦云的人是不配做学问的。一个真正的人,至少要有勇气诚实面对自己的思想。

黄玉峰的这种教学理念与实践,使学生较少束缚。两三年以后,他们相对同龄人而言就有较为独立而自由的思想。

于是,在上《威尼斯商人》的时候,当大多数学生都很感动于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的慷慨和友情,有的同学艳羡鲍西亚的聪明智慧之时,一位学生站起来坦言:“我很同情夏洛克!……”随后,在黄玉峰的鼓励下,这位学生写出一篇几千字的长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我眼中的夏洛克》。“这篇文章把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犹太民族的遭遇史、雨果对《威尼斯商人》的评价都铺陈开来,洋洋洒洒,质量非常高!”黄玉峰很为此得意。

另一位学生在读毕淑敏的名篇《我很重要》时,发现,作者鼓足勇气喊出“我很重要”的这个口号,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在说“我不重要”,因为“我”一直是为别人而活着,“我”是因为母亲、丈夫、孩子、朋友和事业的需要才重要的!而这是一种倒退。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对青年人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让黄玉峰欣慰的还有,学生在阅读梁衡《跨越百年的美丽》时,读出了文中后半部分的虚假。因为在文中,梁衡把居里夫人描写成了一个没有情感、没有爱、只给别人留下后脑勺的伟人。这时,黄玉峰就建议学生们去看居里夫人的传记,去看居里夫人女儿的传记,看看别人写的居里夫人的传记。“那里面的居里夫人,不光有科学、有事业,还有生活,还有爱,那才是居里夫人的真面貌,才是真正的人!”

为了让学生的独立思考有更大的舞台,2002年,黄玉峰展示了一堂研究型课《雷雨》。

这堂课,黄玉峰只用五分钟开了个场,随后所有的内容都有学生自己来组织、完成。学生自己来解读《雷雨》中的人物。他们介绍《雷雨》的背景,表演《雷雨》中“吃药”的片段,还模拟采访作者曹禺的女儿万方……在学生们的展示中,大家看到了他们的考据能力,他们的独立思考,他们对人性美的深刻体悟。

   “整个设计里有我的想法,但是我只告诉他们应该读什么书、看那些资料。这样,学生自己研究、自己解读,自己创造!”

     这样的课堂,是黄玉峰班级的常态。

     2003届的小瞿同学回忆他的高中学习,仍然记忆犹新:有整个一学期,我们都在进行一种类似于讨论课形式的课程,一个小组承担一个话题的解读和演绎,大家给予提问和讨论……

一眨眼,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黄玉峰班里出去的学生,也已经不计其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的成了商界精英,有的成了著名学者,还有的入政界做官……

原本,这些都应该让黄玉峰引以为豪。然而,他很淡然:“其实,检验教育成功的标准,不是这些。而是学生在学校里学得是否快乐,毕业时是不是已经有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人生之梦想、社会之担当。”

就在不久前,他收到一位刚去美国读大学的学生小马的来信。在信中,她这样写道:“(我)于是渐渐萌生了一个想要在中国建立一所文理学院的念头,推行博雅教育。”“我脑海中的学校不是一所美式学院,而是一所有人文关怀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小学校,提倡学术自由、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毕竟,教育的目标不该只是技能,而更应该是思想吧!”

这封信,让黄玉峰十分欣慰。

 

很多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黄玉峰说:如果教师只把教书看成一个糊口的饭碗、谋生的工具,就不宜称“教师”,只可称“教书匠”。既称“师”,那在古代是要和“天地君亲”一起写上牌位供起来的。“师”和“匠”,称谓不同,责任自然有别。民族有难,“匠”可以选择明哲保身,“师”却不能。

黄玉峰是“师”,所以要讲担当、付责任。凡是对学生有好处的事,他都会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地去做。他对教育、对教学、对学生的拳拳之忱,让他整个人,散发着圣徒般的光。

 

创立“名家大讲堂”

薄薄的课本,窄窄的课堂,关不住黄玉峰的“大语文”。于是,他带学生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学篆刻,演小品,办刊物,学采访,去学旅,编文集。总之是变着法子拓宽课堂!生活有多丰富,他们的语文学习就有多丰富。

此中,最让黄玉峰得意的,还是他创立的复旦附中特色教育项目——附中大讲堂。利用地处高校的便利,把高校教授学者请来给学生做讲座,与学生进行“亲密对话”。

从当初创意萌生到付诸实践,乃至形成优秀传统,“附中大讲堂”已经走过22个春秋了。

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等全国著名高校的大教授、大学者,黄玉峰几乎都请过。一些学有专长,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高人,黄玉峰也一样请,开讲座的时间一般是周末的一个下午,平均二周一次。

开风气之先总是不易。创办之初,对于黄玉峰的提议,学校感到有些突兀,虽说学校是复旦大学的附中,近水楼台,之前却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学校虽然表示支持,大量的联系工作、安排统筹却是免不了黄玉峰心血的大量投入。

首先是大讲堂要请的学者、教授、专家,工作繁忙,一般不肯轻易出山。其次是在经费方面,要给邀请来的每位主讲嘉宾报酬和礼物的预算,也让学校为难。这些都要黄玉峰去想办法。

于是,“三顾茅庐”“程门立雪”的好戏,黄玉峰“演”了一遍又一遍。有时还需要做很多的铺垫,记得邀请赵鑫珊先生,黄玉峰就通过赵老师的夫人,前后等候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那些年里,为了请讲座,黄玉峰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不知打了多少次“的士”,不知写了多少封信件……有些费用,学校是很难报销的;不够的钱,黄玉峰就自己垫上。

同样,到底请谁来,讲什么,又必须是有一定计划的。安排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学生的现有水平和当时的学习内容。比如,高一第一学期的计划主要是集中组织讲某些名人传记,讲传记文学的写法,大特写和通讯的写法,学着为名人写小传。于是,黄玉峰想到请文汇报社的记者周玉明(范大雷、孔祥东、闵惠芬等人的传记作者)讲她的写作经历,请传记文学研究者朱文华、李祥年(朱东润的研究生)谈传记文学的特点,又请孙书琴先生谈“刘禹锡”,请曹锦清讲“庄子”等。“只有教授所讲和正在进行的学习有联系,才能促成学生的兴趣。”黄玉峰说。

另外,社会每个时期都有关注的热点,对焦点问题同学们往往有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候正好“趁热打铁”。

黄玉峰知道,若能请到有关讲座,反应必然强烈,效果一定也好。

所以,当学校在谈论“心理魔方”这个话题时,他请来沙叶新老师;当中学生热衷于讲风度时,他请来戴厚英老师讲“什么叫派”;当社会上谈论下海时,他请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季路德老师谈“现代人的金融意识”等。“由这些热点辐射出去,同学们的视野及关心的问题扩大了很多,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思索也不会停留在表面了。”

讲座仅仅带来这样单一的目的,绝不是黄玉峰所要的。

“书海茫茫,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常常苦于无从下手;即使老师开了一些书目,也难免有游离之感。而做讲座的老师开出的书目虽然不多,却因为有了讲座作引子和依托,所以看起来似曾相识,学生们往往读得津津有味。这样,一个讲座一个讲座,一本书一本书地不断积累,时间长了,学生们便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读书,渐渐地形成了自己读书的方向,钻了进去。另外,听了讲座,读了书,学生们便感觉有话要说。这时,再引导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写成文章,顺势而为,并不费力。就这样,学生们自己也没料到,一篇几千字的大文章就这样轻轻松松写了出来。”

这是黄玉峰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只有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的人才会有。

事实上,外请讲座更大收获在于,这些社会贤达带给学生们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人格上的熏陶。高中正是容易形成偶像崇拜的时候,而请来的学者大多是道德学问都相当优秀的。黄玉峰说:“学生们在听他们的讲座时,也看到了他们的为人处世和渊博学识。听了讲座后,他们往往推翻幼稚的偶像崇拜,而建立新的偶像崇拜,最后到没有偶像崇拜。”

高中培养的学生,将来正是大学里的新鲜血液,决定着大学未来的前景。若在黄金时期吃不到丰盛的“大餐”,只能咀嚼贫乏无营养的“残羹冷炙”,这不仅直接影响高校人才的质量,也左右着未来的民族素质。

民族有难,“匠”可以选择明哲保身,“师”却不能。黄玉峰执著在这里。

 

坚持18载“文化学旅”

要营造教学的现场感,最直接的一种手段,莫过于直接进入真正的“现场”。近年来,黄玉峰到绍兴兰亭去讲兰亭序,到黄冈赤壁讲赤壁赋,到曲阜去讲论语,效果不同凡响。

上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学生总是觉得古人离我们很远,怕文言文,什么震川先生更是和自己毫不搭界。而当黄玉峰煞有其事地介绍说:归有光是半个上海人时,同学们好奇、兴奋了起来。黄玉峰接着介绍归有光所办的震川书院就在上海嘉定的安亭中学内,并决定就去安亭中学上《项脊轩志》,同学欢呼不已。和安亭中学取得联系后,黄玉峰要求学生事先预习好课文,查阅好相关资料,就带着一班学生浩浩荡荡地去了。

这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大学者讲学传道之处的震川书院,如今安静地保存在这一所小小的中学里。黄玉峰说,现场的效果,比想象中还好。那里有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碑廊石刻,投钥井等诸般古迹。里面有归有光的纪念馆,珍藏着许多手迹、资料,有乾隆和道光的御赐牌匾。学生这时候忽然发现,这位课本上印着画片的瘦瘦老头当年竟有这般声望,敬畏之心便自然而生了。

当黄玉峰和学生一起读到纪念馆里展示的钱益谦所作的《震川先生小传》,看到“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不知不觉之中,归有光的形象丰满起来。同学们觉得这个人既可敬,又有趣,是一个令人心折的性情学者,另类文豪。而《项脊轩志》正是一篇至情至性的文章。

于是,黄玉峰就在震川书院里讲解《项脊轩志》。之前预习过的资料,加上现场的种种见识应证,同学们许多东西不言自明,稍加解释即能贯通。黄玉峰说,《项脊轩志》记叙些琐碎忆旧之事,大家风范隐含在质朴真切的感情当中,了然无痕,正是佳作。这些地方,学生拘于见识阅历,一时之间虽然领会的不多,通过接触实物和场景,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自然深深地烙印了下来,否则若硬是灌进他们的头脑里去,也注定难以留下痕迹。

如今,很多学校因为怕出事故,连春游都很少组织了。而从1996年开始,每逢节日长假,特别是寒暑假,黄玉峰他都会带上学生,奔赴全国各地的文化名胜。这样的旅行被称之为“文化学旅”。在学旅中,学生们走出课堂,在山水名胜古迹中触摸历史,与中华大地的深厚文化亲密对话。

文化学旅也就是“现场语文课”,黄玉峰已经坚持这样的语文课18年了。

学旅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出发前的功课是必不可少的。每次组织“从游”之前,全班同学都要动员起来,大家分头查资料,然后商议旅行路线。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如绍兴、杭州、苏州、南京、开封、曲阜等等,每一个城市都有太多的文化名胜。学生们的目的地一共有哪些景点?哪些是一定要去的?临行前需要读那些书?都要在事前调查清楚。仅仅是准备工作,就可以让学生学到不少东西。在“浙东文化之旅”前,黄玉峰从《史记》《文苑精华》《中国六朝山水诗选》中选出与即将游历的地方有关的诗文共两万多字,印发给学生研读。

有时,语文课的课本就是他们最好的向导。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们就去亲身感受一下那个“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学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们就奔赴南京,看一看“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河;学袁宏道的《虎丘记》,他们就去苏州,登上虎丘,仿佛听到那百年之前,令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的歌声。

学《论语》的那个学期,黄玉峰就和学生去山东领略儒家文化,在曲阜瞻仰称为“三孔”的孔府、孔庙、孔林;登上泰山,试着学孔子“小天下”;之后再去亚圣孟子的故国邹县。一路走在孔孟的家乡,念着儒家的典籍,比对书中记载的古老的地名,时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脚下,大家只觉分外亲切。

在游学的途中,现场学习不断。在河南洛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坟前,学生们学做对联;在山东枣庄藤州县思想家墨子的故乡,黄玉峰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墨家思想没有像儒家思想那样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在齐鲁文化大地游学的晚上,黄玉峰专门为学生们做了一个讲座,内容是:“李白、杜甫、苏东坡面面观”。游学的过程中,黄玉峰一路与学生感受世界、感受自然、感受人文,同时一路思考不断、写诗不断,言传身教不断……

文化学旅,到实地去,触摸文化,触摸历史,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在外出途中,同学们关系更融洽,更是文思如涌。

明代怪才徐渭青藤书屋之行,让小茹同学深受感触,一气呵成一篇长文《魂》;郁文同学被雁荡山中折瀑的秀美所动,写了一篇散文《美哉中折瀑》;颖珺同学更是别出心裁,去了一次沈园,回来竟以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为背景,写了一出《钗头凤》的小说……

每次的归程路上,他们的行囊总是沉甸甸的,比土产和纪念品更有分量的是学生亲手创作的诗歌、文章、书画、摄影。一次学旅的收获足以开办一个小小的艺术展。

黄玉峰与学生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就在上个学期,他们已经去过台湾、山东、江苏和安徽等地。回来编辑了四本册子:《台海行》《齐鲁行》《震川行》和《徽州行》。

带学生旅游,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记者问到这一点,黄玉峰笑着说:“大概是我运气特别好,这么多年的文化学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安全事故。偶尔有同学在路上突发急病,也安然度过了。其实,只要教师敢于负责,本着安全第一的谨慎原则,完全可以把意外的可能降到最低。”

不过,近两年,老伴儿倒是不放心他的安全了。于是黄玉峰就邀上老伴儿一起去。“这样正好,如果有女同学生病了,我夫人在,还方便去照顾。”黄玉峰什么时候心里装的都是他的学生。

在黄玉峰看来,当今的教育基本上是屠戮青春的教育,他要倾其所能,努力还一点青春给孩子们,努力他们在这黄金时段成长得自由一点,幸福一点;努力驱散笼罩在他们身上和心理的阴霾。

“我想,我只要去做,还是能有一点作用的。”黄玉峰说。

 

风尘仆仆“赶考”清华

常年的应试教育压迫,让教师对高考的悲剧集体无意识。然而,教了这么多年书的黄玉峰就是不认命。很多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文科班的学生,大多在文科方面有着绝对优势,但数学学科相对较弱,高考失利在所难免,看着这些很可能和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的孩子们,黄玉峰不甘心,决心另辟一条蹊径。

高考前几个月,黄玉峰把文科试验班的班刊《读书做人》寄给了清华大学招生办,同时寄出的还有一封情深意切的推荐信:“我们的学生真的非常优秀,你们是否愿意来测试一下他们的能力?”随信附上了学生的材料。

“当时这种举动,确实有点异想天开,我原本也没抱太大的希望”。黄玉峰笑着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这根稻草。”

几天后,清华招生办从北京打来电话:“你带上你的学生来北京吧,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测试的机会。”这个消息让黄玉峰激动不已,赶紧通知几个学生:“准备一下,咱们要进京赶考了!”

北京的春天,沙尘暴肆虐。黄玉峰带着几个学生顶着漫天黄沙来到清华西校区,等待他们的是三组学识渊博的专家组。第一组是清华附中的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教师,面试加笔试。至今,黄玉峰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在半个小时内写一篇材料作文,材料是一个关于狐狸的寓言;第二组是清华大学的德育专家组,考察学生们对社会、对时事的看法。对于他的学生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每周,他们都会有一次“时事”专题的讨论。第三组考官是重头戏,以张岂之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文科方面的著名学者。面对这批学术界的权威,几个年轻人虽然紧张,但并不慌乱。面对教授们的追问,沉着应对,侃侃而谈。

就这样,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他们为正式生。第二天,黄玉峰与学生来到清华校园的王国维碑前,久久地站立,诵读着陈寅恪先生写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那是2000年,一眨眼,十多年过去了,黄玉峰提到这件事,竟毫无喜色。他说:“当时我了冲破一考定终身的僵化的考试制度,我都忘了自己的孩子也在参加高考。然而这样的努力‘波澜不惊’,一切如旧。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考试制度仍然没有丝毫改观,以至于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为此在呼吁、挣扎!”

 

“老顽童”的幸福生活

一个人没有了生活情趣,他的专业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老师只有自己活得有情趣,知道哪种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是欢乐的生活,他才能够把学生的生活引向尊严和欢乐。

年逾花甲的黄玉峰依然充满活力和热情,他喜欢玩,喜欢交朋友,喜欢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也因为这样喜欢,让他的性灵,如赤子,一派天真。

 

书生意气薄云天

在朋友眼里,黄玉峰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墨客特有的禀赋和雅趣,吟诗缀文,自成体式;挥毫泼墨,独具风骨;书斋静坐,思古忧今;悠游天下,逸兴横飞。

在他的书房里,一张巨大的桌案,上面规规矩矩地摆着文房四宝,雅致而有格调。黄玉峰说,平常在学校,他就在这里写字作画。地上摊有已经写好却未来得及装裱的书法。他的书法,师法颜体,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书房的一角,胡乱堆放着一些卷,对轴,他的画,和他的字,风格相似,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

每带一届学生,黄玉峰都会送他们每人一幅字,对学生进行评价。这幅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幅“画像”,用一句形象的语言刻画学生最突出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对“画像”的注释;第三部分名为“疏”,对学生作较全面地评说。

“我的评价,后来很多都应验了。”黄玉峰说。

他的文字,以丰富的人生育人,见解自然丰厚。他的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如《带饭的阅卷官》,是骑自行车走在路上构思完。每次都是边骑边想,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好的句子蹦出来,就赶紧停下来,用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句子,文章就立了起来。

因为黄玉峰善写,所以,他指导学生作文,从不干巴巴地讲评,而是和学生一起津津有味地写。

一个黄昏,黄玉峰正在家里备课。窗外的小麻雀有准时叽叽喳喳飞来了。这些小家伙是他家的常客。黄玉峰一时兴起,提笔写了一篇散记《黄生养雀记》。写完之后,突然想到明天的议论文教学,黄玉峰有了主意。不妨再写一篇以议论为主的《黄生养雀记》,让学生通过比较,体会议论文体与记叙文文体在表达上的不同。

第二天,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于是,黄玉峰一口气又写了三篇不同的《黄生养雀记》给学生示范,从文体,到立意,到布局谋篇,五篇《黄生养雀记》给学生的启发,是任何教材所无法相比的。

别的老师觉得不可思议,黄玉峰却乐在其中,读书写作、舞文弄墨、教书育人,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充满人生趣味的生活本身。

上海教育电视台推出一个专题节目《诗情画意》,邀请黄玉峰担任策划撰稿。那时,他还在学校带着两个班,却依然乐此不疲。稍有空闲,便去图书馆找资料,去书店淘画册。诗画界评论赏析的高手并不少,但愿意写得不多。他却写得津津有味,连吃饭的时候手上的笔都不放下来。就这样一口气做了500期。

于是,他赢得了“工作狂”的“美誉。”

“其实,我哪里是什么‘工作狂’,我完全是个‘游戏狂’或叫‘玩乐狂’。”黄玉峰笑着告诉我,“这在别人眼里是工作,但在我眼里,这就是我玩的游戏。”

他的游戏还不仅仅于此,他还会突发奇想变着法子玩。

在他刚刚完成的小文这样写道:

我会到上海书城席地而坐,与一个不相识的小朋友一起翻书,临别时,送他一个小礼物玩玩。

我会躲在公园一角看好玩的书,玩累了,甜甜地眯一阵。

有时突然想起一个旧友,或想到某个名人,便转弯抹角问来电话号码,说着就前去拜访。有时到了人家门口,又觉得没什么好玩,就打道回府。

清明节,妻突然说要吃螺丝。当晚坐大巴到青浦,住进农家乐,第二天一早就要了一大盆螺丝当早餐。

一个星期六下午,又是心血来潮,乘动车去苏州。尝过风味小吃,上茶馆听苏州评弹“庵堂认母”。

杭州经常去玩。汪庄只接待顶级的党国大员,我不妨也去体验体验。清晨在湖畔遇上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套她的话,知道她一年要在这里住几个月。带着保姆、狗和保镖,还说这是打下江山应得的报酬。

我常被学生拉去做证婚人。先是忙着写好玩的证婚词,写大红对联,煞费心机把他们全家的名字嵌进去。接着是陪妻子逛街,买下她平时舍不得买的高档服装,出席婚礼时,听学生夸奖“师母真漂亮,师母真年轻。”于是又是一番自我陶醉。

玩得最火的,要数从教四十五年时举办的夫妻书画展,真可谓嘉宾如云。会标是请九十四岁的老教育家吕型伟写的。妻的名字里有个“桂”。他居然把我俩的名字藏了进去,曰:“山高木秀写清芬”。

……

诸如此类。

 

鬓白依然一少年

如今,黄玉峰虽已年逾花甲,却也不耽误他偶尔来一把“老夫聊发少年狂”。

去年去绍兴游学,在王羲之当年挥毫泼墨的兰亭边上,学生们纷纷嬉水玩乐。黄玉峰看到前面有一只大白鹅,童心顿时泛起,就跑去追鹅,结果撵得白鹅呱呱乱叫,跑到水塘里不敢上岸,同学们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有个调皮的同学,还把这搞笑的一幕赋成了一首七绝:“微波日照月如银,古道风光处处新。笑语孩童嬉水乐,逐鹅老叟返天真。”

无独有偶,也是在这次游学中,晚上大家开篝火晚会,学生一直要求,让黄玉峰表演个节目。结果,他一出手,全场雷动。原来,他竟然跳起了街舞。并不标准,甚至有点滑稽的街舞动作,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他越跳越起劲,也不顾舞台的大小,一下子就从台上摔了下来。他自以为没事儿,一直坚持到晚会结束。谁知道第二天起来,那只脚又红又肿。到了上海一检查,粉碎性骨折。

黄玉峰说到这事儿的时候,竟笑得像孩子般烂漫。

一个有情趣的教师,就如同一个滋润的气场,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学生。也就是在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和教育教学毫不相关的小事里,黄玉峰把生活、做人的态度,传递给了学生,犹如春雨入夜,润物无声。

访谈中,黄玉峰收到一条短信,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个月底,学生们相约要来给他过生日,这些学生离开他都二十年了,很多名字和人都对不上了。但是,对于爱玩儿的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多年以后,依然能被学生想起,大概也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了吧!

随着采访的结束,我越来越能理解已故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对黄玉峰的评价:

“读黄玉峰,贵在读出他的真性情。都说黄老师是个极有个性的人,但是在我眼里,这是一位办事认真而谦和的性情中人。”

这才是真实的黄玉峰,让人亲近,让人尊敬,让人情不自禁与他一起,为教育、为孩子、为那些美好的事物一道去欢喜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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