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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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4-11 2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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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张枣在上海愚园路岳父母家。陳東東拍摄






陳東東



“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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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未说明标注引语均出自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


20路电车从中山公园出发,经愚园路、静安寺、南京路,到和平饭店跟前拐往江边,停在九江路外滩。离1996年的春节没剩几天了,张枣来电话,说他已飞抵上海。我约他在离我上班地点不远的和平饭店见面,他可以从他岳父母家所在的愚园路乘电车过来。


那是个温暖的冬日下午,时间已到,张枣还没有出现。旋转门前,我不免有点儿不安,怕他迷失于这座以前未曾涉足的都市,耽搁在了哪儿,“总站在某个外面”——像他《空白练习曲》里一句诗说的那样。我老早就听人说起过,他从长沙到重庆入学读研究生,下了飞机去四川外国语学院,一路都背着个菜背篼,因为他妈妈说重庆是山城,出门都得背个背篼;然而满重庆背背篼的却只有张枣这么个青勾子……那时候,二十刚出头的张枣形象俊朗,几年以后他跟我通信,寄来照片,他青年诗人的那种昂扬、清新和洒落,让我过目难忘。但那个菜背篼也扔进了我对张枣想象的印象里,于是,我对他初到上海的不放心,就好像并非没有来由。


马路对面缓缓驰来又一辆迟到的电车,有个人突然从看似有点儿拥挤的车厢里探出窗,一边朝和平饭店挥手,一边喊我的名字。我知道那定是张枣,却不免惊奇,猜想电车里卖票的中年妇女真的要责他“乡下人到上海”了。20路电车划个弧形消失进外滩,不一会儿,张枣走在了南京路上。


这是他十年以来第一次回国,他发胖了,但还透着早年的英气,板材镜架框起的眼神灵活,说话含笑,略显激动。我只是稍微不适应了一会儿他跟我在想象的印象里差距颇远的膨化,很快就接受了这正是张枣,正是那位杰出的诗人——仅仅在此之前一分钟、一秒钟,我却从不敢相信,诗人的模样也可以涨开如一朵“穿裤子的云”。然而他恰好透着“无可指摘的温情”[1],他抱歉他的迟到,立即又把抱歉的话语过渡到感慨我跟他竟然会迟至通信那么多年才在这一刻相见;他说他搞不清上海的状况,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去买五毛钱的电车票,马上就把这搞不清状况引向了讲述阔别中国的新鲜好奇;他定义我们的一见如故,说完全没隔阂,只不过把写在来往信笺上的话题搬到南京路上接着聊,他显然也想接续他因为飞去德国而中断的某一次散步,能够依旧如当初那般激越而轻盈,“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早春二月》)。


然后,他开始激动于在上海的薄暮里见到了久违的少女,口中喃喃,左顾右盼,似乎要用眼睛的长镜头把街景远处的少女也拉到我们跟前:“在德国,街上哪里会有少女啊……”,张枣的激动里,甚至有一丝颤悠。


我不记得张枣专门为少女写过什么诗,但少女分明是触发他诗歌的其中一根敏感的神经。当他在《蝴蝶》里写下“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倒在我胸前”的时候,少女关乎刻骨铭心的爱情和色情,场景中的对话和哀歌之回旋;当他在《合唱队》里写下“少女们浴后的舌头/像魔术师凭空抛掷的玫瑰”的时候,听上去,少女简直就是调试好的诗歌音乐的肉身乐器。《蝴蝶》跟《合唱队》都是张枣在德国的诗作,可是,德国那儿,他说,女孩子会一下就长成姑娘,根本跳过了最美好的少女时期。


我们在饭馆里一坐下来,出了名馋嘴好吃的张枣并没有立即研究菜单,而是拿出了一个塑料文件夹。“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作品,一共就五十四首,当然其中组诗也只算作一首,”他说话的表情里有点儿歉意,但更多得意:“我写得很少,如履薄冰。”塑料文件夹里那叠他精心整理过的打印诗稿,便是后来他那本诗集《春秋来信》的雏形。我翻看他的诗集稿本,他开始看菜单。喝啤酒的时候,张枣说:“我是个大诗人……”说了不止一次。



愚园路,张枣在上海出没的地带


几天后张枣回长沙过春节,然后去四川,去北京,去会旧友新朋,去各种场合场所,去这样那样的饭局和酒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跟张枣再次见面,再次到南京路上闲逛。沉默了一阵子,大概又见到了少女,张枣表现出另一番激动,带着哀惜:“……东东我跟你说,我痛失中国啊,真是痛失……”他漫指了一下太阳照耀的繁华景象:“你知道吧,现在我看出去,满眼,全是鸡……只是价格问题。”


我不由得想起他的一首诗,《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是因为无端失落了一本书?
你记得——
             曾经为那些新页的气味激动不已
             它曾带着许多声音和眼睛进入你
             它有被忽略的角落
             而你曾在那儿躲藏
             让别人的呼吸匆匆掠过
             你不冷,腊月也有阳光


现在连那些插图也不见了
你想象上面的葡萄藤和少女
你想起一个孤独的英雄在流血


你花一整天时间寻找它
你让架上的书重新排列组合
你感到世界很大
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这首单纯的诗,张枣写于重庆,写于他未满二十二岁的青葱岁月。他在其中也写到了少女——那是供你想象的少女,也是供你追怀不已的少女。这种想象和追怀,由于眼前的空白与缺失——只剩下焦虑和哀叹萦绕……十二年以后,张枣从德国回来,面对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当他觉得甚至从少女那儿所见的也只是失落的中国,他点起一支烟来的叹息里,是否又有了那种“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的忧伤?但他早就不再写那样的诗了。但他也许一直都在写那样的诗。


2


1962年12月29日,张枣出生于湖南长沙。预产期是第二年初,但那天下午3点多,大雪正漫天纷扬,他就提前来到了人世。于是他父亲给他起了个谐音“早”字的单名,“枣”。张枣有一次跟我提起这个名字,表示很喜欢:“枣的颜色会越来越红,而且越来越甜。”


他跟我说他父亲是学俄语的。张枣学习语言的天赋和爱好,后来以外语作为大学本科和读研的专业,显然都跟他父亲有关。张枣评介他父亲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他父亲还是个年轻人时的一些经历,稍经虚构,譬如“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右派帽子”,譬如“在新疆饿得虚胖,/逃回到长沙老家”,曾被张枣写进了题作《父亲》的那首诗。写《父亲》的时候,张枣四十五岁上下,他给我看他的诗稿说:“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可以是那个年轻人的父亲了。”


他父亲喜欢普希金,喜欢读俄语诗给儿子听,还常常喜欢在儿子面前诵读岳飞的《满江红》词。张枣将近十九岁时写的准意象诗《红叶》里有个比喻,“一簇簇/壮怀激烈的火”,其中用辞,不能不说也跟他父亲的这种诵读有关。并且,他父亲写诗,算是张枣碰到的第一个诗人。“在我懂事的时候,他还在写诗,”张枣说。而他所谓的懂事,大概就包括对普希金的了解,对诗之愉悦的体会。张枣老是爱讲的一段童年往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有一段时间,他由在一个汽修厂值夜班的外婆带着,某天早晨起来,外婆轻怨夜里睡相不好的张枣: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杜甫诗句里的“娇儿”这个词,让张枣一下就感触到了什么,好象世界不一样了,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里,清晰地呈现着他跟外婆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年幼的张枣就关系之于诗的这种悟得,是天才性的——也许,1990年,当他在德国,打算给他想象中的儿子写几句诗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外婆说出杜甫那句诗的情境,以及他当时的豁然开朗。对着虚空里的另一个娇儿,张枣写道:“是呀,宝贝,诗歌并非——//来自哪个幽闭,而是/诞生于某种关系中”(《断章》)。这不是来自外婆的启示?它给予张枣的那种愉悦,“是触及灵魂的切身体会,当时就激发了我对诗歌的追寻,”他后来说:“这使我很早就有了一个观念:……对诗意的寻找,才是人类最高兴的事。”



2012年张枣父母在长沙城郊金陵墓园

山巅雅园张枣墓畔。芮虎拍摄


张枣讲述,他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诗。而他家族的所有人也都喜欢诗。这个长沙的张氏家族出过些人物,但是让张枣真正觉得荣耀的,则是仿佛“诗是吾家事”的那种氛围。在他的回忆里,亲戚间有时候互相开玩笑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他父亲跟张枣之间,大概也热烈地切磋过诗艺。追忆儿子的时候,他父亲提到了跟张枣就诗该不该押韵的那番争执——父亲认为“无韵的诗是一句死诗”,儿子却有点儿故意地针锋相对:“一句诗押韵就是死诗,没有生命了。”这番争执有点好笑,不过那个“死诗”的提法,倒好像他们家对待诗歌蛮专业的样子。张枣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教养,让他相信诗歌很厉害,让他开悟,而不只是知识性的发蒙。在谈论自己诗歌来源的时候,张枣总是愿意把话题带往童年。他认为,尽管每个诗人的诗都来自他自身,但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来自于很多童年的影响。张枣的幸运是,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诗歌照亮了他的世界……


而时代的不幸却像流感,张枣并不能免疫。除了诸如家庭“阶级情况不好”,外公、爷爷、父亲都是右派,大人们多被下放在外,造成各种童年阴影和压迫,成长于文革动乱和动荡大环境里的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薰陶,以反文明反文化为文明和文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扭曲和败坏着一代人的心灵和精神——他正好位列于这代人的末尾。“所以在我们的创作中,”张枣后来反思:“还是有某种很霸道的东西。它可能就表现为某种极端,哪怕是一个温柔,也是一种极端的温柔,下定决心的温柔。你知道,这就是paradox。”这种paradox,这种反论,我想,或许也应在了张枣从小就挚爱诗歌这件事情上。大环境的那种大不幸,使得他家族小环境里幸运的诗歌氛围,显得那么稀有和极端,诗歌照亮他自己的世界的感觉,也显得那么绝对。当他去成为一个诗人,他成了他自认的那么个狂热的诗人。



湖南师范大学一隅及

张枣在湖师大读本科时所写的另一首《镜中》手稿


张枣十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尽管,启动于江青号召向小靳庄赛诗会学习活动的他那些最早的诗,只是些意识形态味儿很浓的歪诗。1978年,张枣十六岁不到的时候,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学习英语专业。成为大学生让他产生了一种精英感,他又是被目作神童的少年大学生,精英意识就特别强。张枣真正将自己当作一个诗人看待,也是从大学期间的写作开始的。他后来说:那是“很自觉的行为,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给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文学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诗歌从可以照亮世界到可以改变世界(尽管,照亮已经是一种改变),认知的升级,也升级了狂热。他的一位朋友在湖南歌舞剧团任编剧,那人的大办公室和集体宿舍是他常常去玩的地方,每次,到了湖南歌舞剧团,张枣,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首先要做的事情,必是用他抽劣质烟抽得腊黄的手指划过手稿上的新作,并以湖南普通话细声读给他那位朋友听……这足以见出张枣当时对诗歌的痴迷,然而,听者却老是不能够明了他写的那些诗。大学时期,张枣跟同校同年级的韩少功、外校的何立伟、徐晓鹤等多有基于写作的交流和交情,不过由于那几位主要写小说,这种交游也时而让张枣不觉得快意。那时候的湖南,尤其长沙,“只有一些半官方的诗人在写作,”张枣说,真正像样的诗歌写作,“我基本是孤军奋战。我大学四年里虽然可以与很多人交流,有很多写作练习,但基本没有诗歌的知音之悦。”


而那称之为“知音之悦”的甜酒,没过多久,就让张枣非旦浅尝,而且痛饮,不仅酩酊,乃至于销魂了。


3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秋天的戏剧》第6节)


《秋天的戏剧》写于1985年的重庆,所引这一节,涉及当时的重庆诗人柏桦。


1982年,二十岁不到的张枣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株洲工业学校教英语。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株洲聚着不少诗人,甚至许多企业都有诗社,读大学和到株洲教书以后,张枣跟何立伟一起去参加过不少株洲的诗歌活动。但他显然一点都不满足,老是觉得“落落寡欢”。张枣的写作追求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明确,让他想不明白的是:“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在我家乡湖南,那弥漫着浓郁的楚文化日常微妙的地方,却完全得不到同代人的半点回应”,而且,“先锋诗这些年不知为何一直与这片土地绝缘……”


张枣所说的“先锋诗”, 正蔚然于那个时候的青年诗人们中间。还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以北岛、舒婷、江河、顾城为代表,被污名为“朦胧诗”的新诗歌已经令人瞩目,被主流诗坛不太情愿地接纳。此时,更年轻的诗人们也开始出道,张枣便属其中之一。他们跟北岛等人的出道也就几年之差,但是,“几年之差确实在更年轻一点的诗人中间唤起了‘迟到感’(the sense belatedness),引导出一系列的话语权力斗争游戏。”


因为更年轻,所以更需要惊心动魄。就在张枣去株洲教书那一年,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诗人集会,胡冬、万夏、赵野、唐亚萍等人联合四川五所大学的诗社,提出了“第三代”这一诗歌代际和诗歌取向的命名,倡议发起“第三代”诗歌运动……跟“落落寡欢”的湖南大不相同,在四川,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辣滚沸起来,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忙于许多联络,许多串通,许多恩怨,许多狂欢……这也让张枣想不明白:“当代汉语诗歌为何重点选择了四川、南京等地来显灵,这是一个大谜”,但他真的被吸引——1983年,张枣离开湖南,考入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去读研究生——后来在上海碰到他,我曾专门问及此事,张枣戏称他是去解那个“大谜”。不过在另一场合,他又曾说当时也没听说四川有多热闹,但在湖南,他实在是太孤单了。离开是他特意的选择,要是无此选择,我不知道,我碰到的会是个怎样的张枣。


一到重庆,他就进入了磁场,而他恰又是磁极之一。另一个磁极,便是诗人柏桦,讲述重庆诗歌磁力运动的《秋天的戏剧》里,张枣称之为“我和谐的伴侣”,“夜半星星的密谈者”。当柏桦经朋友介绍,第一次在张枣杂沓昏暗的宿舍里见到这位来自湖南年仅二十一岁的诗人,如他所说,立即就被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所吸引。这个过程及张枣跟柏桦在重庆的友情,后来成了颇为经典的八十年代传奇。


柏桦说起过他对张枣最初的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因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还有一股掩映着的转瞬即逝的疯狂。”[2]张枣则称柏桦是“我佩服的诗人。说真的,他是我八十年代所遇到的最有诗歌天赋的人。他的机敏细致,他的善谈,他那一触即发的诗心,以及将迷离的诗意弹射进日常现实深处的本领……”,很快就唤起了张枣的响应。柏桦那时候住在西南师范大学(那正是祭起“第三代”诗歌大旗的地方),1984年春天,他们第二次见面——据柏桦回忆,当张枣带着扑面而来的紧迫声音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他家,谈话就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黎明!此后,在道路多艰的山城重庆,在相距三四十公里的川外(沙坪坝歌乐山)和西师(市郊北培)之间,张枣和柏桦刮起了一场两个人的旋风,他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则仅仅是说话和写诗: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在奔腾不息。


张枣写在《销魂》里的这个两诗人的场面,不由得让人想到兰波与魏尔伦。当然,八十年代捉襟见肘的重庆,难比一百多年前巴黎的铺张,但张枣和柏桦所拥有的单调,毕竟 “贫困而又生动”。而这正是“我们比别人更富于”者,对张枣和柏桦仿佛已足够。他们称他们的每次见面为“谈话节”,那种枯燥的欢乐给出了理由,激励着他们“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柏桦的回忆还说,张枣认为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跟他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两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3]



重庆时期的张枣、柏桦、四川五君。肖全拍摄


张枣说相遇了柏桦,“我们才相互知道我们都想干什么。……我相信我自己的写作与四川有很多关系,……与我能直接遭遇的朋友有关系。当然第一个是柏桦,他针对我的作品的所有理解方式,是我在湖南一直渴望而又没有的,他那种结伴联袂的方式、激情发挥文学梦想的方式,一直是我需要的,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他……那时候我就相信,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所以,我认为我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桦。”


“知音之悦”之于其写作,也许像镜子,映照以印认和印证,映射以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知音之悦”之于其人,则也许是“与尔同销万古愁”,去抵御那“高堂明镜悲白发”,虽然他那时只有二十出头。到重庆以后,张枣正式结束了他的诗歌学徒期,研发出他电影蒙太奇般的“人称变换技巧”。《秋天的戏剧》便颇见出这种丰富,在其中,“我潜心做着语言的试验”,“把他们写得芬芳清晰”。


跟柏桦的彼此激励和发挥,让张枣对诗歌更为狂热。他写于那个时期的《镜中》《何人斯》《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等,在四川的青年诗人们中间传诵不已,柏桦在他的《张枣》一文里曾稍嫌夸张地指出,在当时的重庆,“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结交了“无以计数”的诗人;他跟柏桦、钟鸣、欧阳江河、翟永明,后来被合称为诗歌界的“四川五君子”;他参与地下诗刊《日日新》的创办,为之飞快地译出了荣格的《论诗人》;他油印了《四月诗选》,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张枣和柏桦周围,各形成了一个五六人的诗歌圈子,这两个圈子间的交往,也像张枣和柏桦一样密切,“急进而快乐”,“忘记了外部世界”[4]

  
4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代表作是一个诗人某阶段写作的必然的最高的结晶。”张枣在短文《略谈“诗关别材”》里如是说:“我们知道一个坏诗人的最大标志就是没有代表作。代表作像跳跳棋局里的骰子,一定得抛出个‘6’才能让棋子起步……”。张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抛出了“6”。有一次,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我打开灯,张枣在后面咯咯笑起来说:“陈点灯”,然后说他则被人唤作“张镜中”。那首写于1984年秋天的《镜中》,被太多的人喜爱。我说我有点儿后悔写了《点灯》和《雨中的马》,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的印象里,像是被定格了。他沉吟了一下,故意字斟句酌地说:“对于《镜中》,在下亦略有同感也……”。好诗人抛出“6”以后,其实还会抛出好多“6”,还会抛出“12”,“18”……不知道能不能抛出“60”来。



柏桦收藏的张枣《镜中》手稿


《镜中》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大概因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他那个时期的另一首力作,改写自诗经小雅的《何人斯》,将这种方法论强调得还要坚决,那就是——用前面引用过的张枣自己的话来说——“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张枣曾将“对‘现代性’的追求”称为“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在我看来,这又跟白话文学运动终于要归根复命——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汉语文学构筑起同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同时并存的这个整体里的传统——这样一桩同样未了的心事紧密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人们争写“先锋诗”的时代,张枣的《镜中》与《何人斯》,正是此潮流中的两首实验诗。《镜中》的诗歌思维跳跃宛转、意象画面剪辑拼贴、音势节奏幽柔缭绕、人称关系替换交错等等技艺匠心,颇值得品鉴分析,《何人斯》在诗艺方面,更是大可玩味;不过,真正具有实验性的,是针对那两桩心事的张枣的“化古”——这既不同于重返或重袭古典的写法,也不同于重估和重铸传统的努力,而是以其现代性诗歌立场的写作,去对话古典精神,从而发明一种能够成长精神和想象力的诗化的汉语性,将这种汉语性充注于来到中国诗人笔下才只有几十年的白话文/现代汉语。


张枣认为“现代汉语已经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现代,”但是,“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联系起来”,而这正是当代诗人的任务。他定义自己写作的意义,在于“恢复词语原本的意图,即它和我们生存的内在联系”。其“恢复”的着眼点,下手处,则是他分外注重的所谓的“甜”——“人类的诗意是发自赞美,而不是发自讽刺。……既然它是赞美,我就希望在我的诗歌中再现一个宇宙,再现我们宇宙中本身的元素的‘甜’。”那么,《镜中》与《何人斯》的征用古诗,张枣的“化古”,正是出于赞美的需要,“甜”的需要。汉语古典精神被他设定为一眼甘泉,“中国古代诗歌的‘甜’从来就是一种赞美,”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怎样认识中国古典诗歌”。“汉语是世界上最‘甜美’的语言”,谙熟多种外语的张枣说:“我认为中国汉语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赞美性”。于是,“甜”,最是张枣要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发明其诗化汉语性的应有之义。


《镜中》正是一次小小的“甜”的集合;尤其值得回味的,是这首小诗发声和语调的圆润流转;除了那种发声和语调圆润流转的暗愁蜜意,大概,《镜中》什么也不想表达——张枣后来说:“诗意最迷人处在我看来就是圆润流转,不是二元对立。”他还将这种圆润流转的“甜”,跟中国古代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一起谈论——《何人斯》之“甜”,则试图从那番暗愁蜜意出发,建立起一种对话,它同样搅拌在发声和语调的圆润流转里:  


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
青苔的井边有棵铁树,进了门
为何你不来找我,只是溜向
悬满干鱼的木梁下,我们曾经
一同结网,你钟爱过跟水波说话的我
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
为何对我如此暴虐


……


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休息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你若告诉我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若告诉我
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
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张枣喜用回环结构,在《镜中》和稍早写下的《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里,有一个回音壁,在《灯芯绒幸福的舞蹈》里,有一种戏剧化分别独白、叹喟叹息的对位对称,《何人斯》则是以首尾的问答呼应来缝合收拢。张枣改写《何人斯》的创造性,在于将一派怨诉之辞变为口吻温婉的追询和追寻,而诗中那个追询和追寻着“究竟那是什么人”的“我”之发声,恰是由“你”——这首诗真正的发声者所想象和塑造。于是,似乎“我”追询和追寻着“你”,实则“你”得要经由“我”的追询和追寻,方能弄清自己“究竟那是什么人”。《何人斯》里的追询和追寻因而是自语式的,其间有一面镜子,“我”和“你”只是“一片雪花转成两片雪花”般分开的自我,自语地对话。《何人斯》回环结构的设置,与之相得益彰。


我对我的探究,我同我的争辩,我与我的迷失,我跟我的相逢,这正是现代人的际遇,现代性的主题。由此可见张枣借用古典的“演生”。张枣对《何人斯》的“演生”,还在于以亲密性滤去了全部忿恨和斥责(将“维暴之云”改写为“为何对我如此暴虐”,很能见出这种滤去——在张枣上下文的语境里,“暴虐”一词成了佯嗔),留下的全是两个自我回归复合的那种商量之“甜”。诗的末尾一段显示,一当回归复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并且,这种回归复合,有一种“逃也逃不脱”的必然和必须——“你”得由“我”才能说出,因为“我”就该属于“你”,反之也是一样。


要是联系张枣对写作意义的设定,他的元诗主张和姿态,那么,可以说,《何人斯》讲述的,正是我们(诗人)跟传统的关系。在《一则诗观》里,张枣说:“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然而,正如当代中国的现状,传统成了需要追询和追寻,需要找回和返归的“我”。值得注意的是,张枣并没有就现状何以跟传统脱节去抒写什么,而是有意剔除这方面的内容,尽管,譬如说,从“为何对我如此暴虐”,蛮可以展开那种相关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性话语的。这当然出于张枣对“甜”的专注,由此也可看见,张枣这一代诗人跟包括“朦胧诗”一代的前辈诗人们的一大区别——只追求诗性和诗意本身,不关心社会的反响效应。


张枣写于重庆的另一首名诗《早晨的风暴》,涉及了跟《何人斯》相同的主题。它的最后一节说:


上午的书页散发往年的清香
我发现自己变成许多的人
漫游在众多而美妙的路上
最后大家都变成一个人,一个老人
像我某一天见过的那个
不识字,却文质彬彬
我又干渴又思睡,瞥见
中午,美丽如一个智慧

消逝的是早上的那场风暴
更远一些,是昨夜的那颗星星


“我发现自己变成许多的人”一句,后曾被人袭去,敷衍成篇。这行诗不妨是追询和追寻自我的又一个版本,一个较高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这节诗里的期许,“漫游在众多而美妙的路上”的那个我之他人和他人之我,最后终会“变成一个人”——那个尽管“不识字,却文质彬彬”的老人,显然指涉着传统。这不是张枣就“究竟那是什么人?”给出的回答吗?这回答便也指向诗人的归根复命,指向白话文/现代汉语诗歌的归根复命——诗行间的“上午”“中午”“早晨”和“昨夜”,则关乎人生、智慧和诗艺的成长。


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选》书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余振译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 Маяковский)《穿裤子的云》:“假如你们愿意——/我可以变成无可指摘的温情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2]柏桦《张枣》。

[3]同上。

[4]同上。


[待续]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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