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台,梁山伯在用干冰泡澡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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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6 06: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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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总免不了被二次创作或是翻拍的命运,这其中妇孺皆知、老少咸宜的通俗爱情故事又是更加容易被炒冷饭的代表。

《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又又出了新的影视版本了。

这个21世纪的新作品,名字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新版》,由陈梦夕、晏紫东主演(孤陋寡闻我骄傲),演员名字也是一股扑面而来的21世纪新潮风,粉嫩嫩的海报乍一看还以为是在Cos《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网剧当道、鲜肉当道,新的传播途径、新的审美标准,自然会有新的影视剧去迎合那群蓬勃发展的青少年们,毕竟世界是大家的,但归根结底,永远都是青少年的。

只是梁山伯长得比祝英台都柔美、四九都开始走这种鹿晗style(还以为是陈长生的替身呢)


四九和梁山伯站在一起,论外形,老生实在不好区分到底谁是少爷、谁是书童?

更有甚者,当梁山伯都已经要在室内、木桶、熏香——洗泡泡浴(就差一池花瓣,妥妥的女一标配),而且还仙雾缭绕,梁兄,这是要沐浴更衣、位列仙班吗?


梁兄幽幽地说了一句“加水”


至少60多年前不是这样的。

1953年,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录制拍摄。由袁雪芬范瑞娟饰演祝英台和梁山伯。这两位分别是“袁派”和“范派”唱腔的开创者。尤其是袁雪芬,更是越剧改革第一人



袁雪芬14岁就在上海滩出名,之后一直专注于越剧的创新。

在《见字如面》第二季中,姚晨读过一封袁雪芬写给已逝父亲的登报公开信。1937年15岁的她对父亲说:“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


爸,你出门的当年,我就回到上海演戏了。这时候我跳出了科班,另组剧团“新越剧”就在那时诞生了。分幕、装置、灯光、化装、服装等新的方式,都在这时候渗入我们的演出。起初演员们不习惯学戏、排戏,似乎这是多此一举,观众倒是接收了,可是同行不赞成新的,喜欢保守旧的,虽然给了我们很多阻碍,我们还是低着头工作。我自己肺病里的细菌,从左肺进展到右肺,这也算进步了吧。妈天天哭着要我回乡养病,我想祖父是有肺病的,爸也有肺病,这份传家之宝一定要传给我,我也只好照单全收。我在乡下,空气虽好,但环境太恶。有许多人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凶狠强悍,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专门欺侮国人,常常借了名义来强迫我演戏。那时节我的病非但不能轻,反而加重了许多。想想这边是那边好,到了那边还是这边好,真是到处一样,我只好再到上海。各方面又来接洽登台,一答应登台,根本没有功夫医病了。这十二年来,我已尝遍了甜酸苦辣的滋味,这个世界不允许有灵魂的人,假使你自身清白,站在自己岗位上挣扎,人家会说你固执、骄傲,自然会有各种麻烦来找你。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主要你是个女演员,他们对付你的方式更多,在中国,演戏的不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她叫“戏子”,没有保障的“戏子”,谁都可以欺侮你,甚至造了种种谣言来攻击你。你若开口,就写几本书,写几篇莫名其妙的文章来破坏你;你若不开口,看的人还以为你是真的默认了;你若再开口,就会把你打入深渊大海,永世不得翻身。爸,人说“聪敏遭天忌”,我并不聪敏,为什么也有人忌恨?爸,我不想哭。哭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小孩,我的性格比以前坚强多了,这是时代给我的转变,是这个社会给我的磨练。的确,我得着的,您应该高兴;我损失的,您也不要难过。我们的“新越剧”现在怎么样了呢?成功了吗?不,没有。爸,等到成功的日子,我再写信告诉您。

人们习惯了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

袁雪芬的的确确是一个唱戏,却不是“戏子无情”的那种戏子。



袁雪芬曾回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一戏班的师姐们都是些没眼泪的戏子,在演出感天动地的戏文时,她们都会提前拿指甲掐一点肥皂放在下眼睑上,再涂一层粉盖过去,到了哭戏时,便散发往前面一盖,眼一闭,肥皂刺激了眼睛,辣地直流泪。这法子在后台得到了一致好评,但袁雪芬却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不是骗观众嘛?”她常常和要好的小姐妹这样说。“这不是骗自己嘛?”她也常常和自己这样说。

袁雪芬一直在求真,她曲艺生涯的第一出戏就不是装模作样“演”出来的。

11岁,在戏班里第一次登台,唱的第一出戏叫《三仙桥》,她扮一个卖身葬父的贫家女,小小年纪,只要一想起自己家里那个挚爱的父亲,这种情感根本不需要假扮,从后台彩排到登台表演,每一场这个小姑娘都哭得十分伤痛,教戏的师傅们都很喜欢她。

可是下一出演的是《坐楼杀惜》,让她演阎惜娇,得和张三郎调情,拿身子蹭一下对方,绞着手帕抛个媚眼,袁雪芬抗议了一时,总不愿意上台,但最终强不过戏班老板。

上了台,她却演地一板一眼,戏班老板在底下拼命使眼色要她笑,可她偏不笑,偏不笑。尽管搭戏扮“三郎”的也是个女孩子,可雪芬总觉得做人得光明正大,演戏也不演那些下三滥的。

她是活得有骨气的,当年11岁自愿进了“四季春”戏班,他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后来作为家长来戏班签“自愿书”的时候,就对女儿说过,他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吃粮的兵子,买身的婊子还有唱戏的戏子自愿书上有一句“生老病死,概不负责”,就像卖身契一样,可见那时候,戏子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

父亲的那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也用那样的骨气要求了自己一辈子。

旧时代流行给权贵们唱堂会,演员也就成为了有钱人的玩物,但袁雪芬从来不唱堂会,据说,就是宋美龄请她,她也是照样拒绝。

在搜索袁雪芬的资料时,必然会强调一点,“吃斋茹素”,她后来坦言,是因为成名之后,请客吃饭的习气让她很不舒服,索性吃素,也免了那些不必要的酒桌应酬。



她是个演员,一辈子就专心演戏,演好戏就够了。

袁雪芬这辈子最尊敬的人之一就是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在女儿眼中,有涵养有学问,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还盛极一时的年代,袁雪芬的父亲就说过,女孩和男孩一样好。

15岁的她认识到女孩不幸,戏子不幸,那是时代给的不幸,而此后经年,她都在用一个女孩的力量,一个戏子的力量,改变这种不幸。



袁雪芬看完生命中第一出话剧《文天祥》之后,就惊叹原来演戏也可以这样郑重其事。

旧体制下的戏班,眼泪是假的,调笑是假的,演戏就真的只是假惺惺地“演”而已,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但袁雪芬不认同这种表演方式,她还不认同戏班老板对琴师和演员们的创作时常指手画脚,看不惯乱哄哄的后台和剧场。她人为后台也是演员创作的空间,怎么可以拖儿带女地赶热闹,香烟酒菜、麻将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能往后台摆。

这种种无秩序和自由散漫,在话剧《文天祥》的谢幕掌声里,让她看到了越剧的出路。

她和剧作家南薇先生合作,排演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祥林嫂》,吸收话剧的优点,有专门的剧本,有专门的舞美,她还立了一套规矩。她呼吁师姐妹们相互学习,不再没皮没脸地给老板卖命,为了一二十块银洋钱毁了嗓子,她劝大家站起来建立一个越剧人自己的剧场——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出路。



有剧本,有导演排演,有舞台美术部门,演出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歌颂民族气节、反封建礼教的戏。在表演上除学习话剧的从人物出发和内心体验外,还吸收了昆曲载歌载舞、形体动作身段美,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成为越剧独特的表演方法。

1947年轰动一时的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正是越剧改革的一种坚持和气节。


1949年参加第一次政协会,左起: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


而1953年,作为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梁祝》开拍更是轰动一时的。

由于没有掌握彩色技术,一旦胶片洗坏了,或是颜色不对,反反复复,每个镜头都几乎要拍上数十遍。而这种技术上的不成熟,也确实带给了袁雪芬一个很深的遗憾。

在整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一个镜头是袁雪芬自己最为满意——梁山伯前来祝家见英台,但此时英台早已被许给了马家,两人一个照面,祝英台心中无限感慨,泪水蓄满了眼眶,却不及夺眶而出。



重拍了十几遍,当初那种触发的情绪就是找不回来了,总是没有当初那回恰到好处。导演觉得已经可以了,但袁雪芬还是要求再来一次,最后因为拍摄的进程,这种尝试只得作罢。

这是袁雪芬对于这部戏的一个遗憾,以至于一直到死,她都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她花了八个月千辛万苦拍好的《梁祝》,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越剧人,这部戏对她而言是不满意的——她没有勇气去看一段不完美的越剧。

为了一句唱腔能够最真实地表现出梁祝的内心,可以反反复复改,反反复复试,虽然影棚里没有剧场演出时的观众,但心中永远有一条准则。



袁雪芬儿时,村堂里的算命先生给她算过一卦,这女娃娃会带来一群妹妹

这一卦吓坏了已经连生好几胎女儿的母亲,但就是这个当年犟着性子跟“四季春”戏班走了的女孩,发动了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来抗议落后的旧体制戏班陋习,她的确是带动了一群姐妹。


越剧十姐妹


她一路从绍兴嵊县唱出来,唱进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从曹娥江经过钱塘江,再进黄浦江,她一直记着父亲当初的话。所以才会有越剧改革,所以才会有“袁派”。袁雪芬一直记着,她要当的是一个越剧人,一个有热情的演员,她不骗观众,更不骗自己。

她注定是女孩,也注定是戏子,来打破那个“戏子无情”的谬见。

1922年大雪纷飞的日子她在白茫茫一片中诞生,因此取名“雪芬”;2011年,以89岁高龄在上海逝世。

演员何以诞生?一路走来,她目睹着昔日搭档马樟花、筱丹桂被迫害致死,也经历了十年文革被诋毁、被谩骂打压,但也正是她,让越剧成为了一种艺术,让戏子成为了演员,成为了艺术家。

她告诉过家人,她死后不要开追悼会,直接火化,把骨灰撒进大海里就好。



“我是从曹娥江来的,经过钱塘江,经过黄浦江,一辈子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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