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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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04 0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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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出身的音乐剧爱好者,到二度折桂“孙冶方奖”的金融学者,幽默、从容、爱打网球的周小川身上贴有众多标签。然而,这些细节和标签都淡化了周小川在四十年改革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与所经历过的博弈。

毫无疑问,周小川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国重大改革的参与者。“要么推进改革思想,要么推进改革”是周小川学术与仕途生涯的写照。

易纲的任命下达时,周小川正在万里之外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那里,与北京时间相差11个小时,他正在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是这位副国级的央行行长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在此之前,当地时间17日至18日,国际清算银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行长例会。周小川出席了董事会、经济顾问委员会、全体行长会和全球经济形势会。

也就是说,在这一项任命产生的同时,周小川正在“出差”中。随着新任行长的当选,在央行行长一职上辅佐过三任总理的周小川,正式挥别了其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

思想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构建,让周小川在改革史中分量颇重。“要么推进改革思想”指的是他在学术上不断探索中国转型经济理论,为中国乃至世界转轨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开创性提出“系统性体制改革”思想,并用系统工程方法论“分层控制”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要么推进改革”是指在实践中他成功推进了经济金融领域多方面的改革,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十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每一步都来之不易,改革的成果毫无疑问与这位“超长待机”的大国央行行长是分不开的。


多面周小川

在中国,试图了解一位高级官员的完整成长历程是比较困难的,但经常处于媒体焦点下的周小川却是个例外。

自2000年以来,周小川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两年证监会主席,15年央行行长,22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职位,总是牵动着公众的切身利益。学者出身的周小川,在金融界的名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周小川时常曝光于媒体,愿说且善说,他被外电评论为“歌剧爱好者、熟练的网球手和惟一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高级官员”。

周小川1966年毕业于北京八中。“文革”开始后,1968年,20岁的周小川随着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852农场。

后来,周小川曾对媒体这样回忆那段岁月,“我在那里整整待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外,也学着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的工程设计,对机床的技术革新等等。”他说,当时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所从事的这些实践对自己后来的研究很有益处。

他的一个颇为高雅的爱好也在此时培养了起来,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记起,周小川对他说过,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周小川发掘了自己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收集的唱片叠起来高达“五英尺”。

据新华社报道,到过周小川办公室的人,在发现书柜中涉猎广泛的各类书籍的同时,还会发现作者署名为“周小川”的音乐剧文集、悬挂于墙上的西方抽象派绘画作品。

2002年,周小川与肖梦撰写的《音乐剧之旅》一书出版,这本书早在其任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便已着手撰写——“如果你对戏剧、音乐、舞蹈以及其他视听艺术表现形式有兴趣,而又错过了或疏忽了音乐剧、你可能会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它将让你后悔不已。”书的简介如此描述。

时针再回到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的大学生活,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这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系统工程方面的论文。后来,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经济研究方面。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作为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当时,系统论很热,但应用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还较少。之后不久,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起来。

随后周小川的研究领域就越来越广泛了,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1979年至1985年间,发表了大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在此期间,有媒体曾报道他赴美国留学,并与王波明等很多青年学者成为至交。当时,北京还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周小川、马凯、楼继伟、宫著铭都是会员。这些青年学者早就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探讨时一拍即合。

学术生涯、个人性格、海外经历,这些诸多特质结合起来,让周小川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发言人。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与父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建国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我的父母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2010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因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奖。“92派”领军人物陈东升为周小川颁奖。


工程师与系统、渐进式改革

全球央行行长按特征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专家学者型,如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前主席本·伯南克;号称“超级马里奥”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均具有大学任职经历或总统顾问经历。

第二类是官员型,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欧洲央行第一任主席维姆·德伊森贝赫,曾在政府部门任行政要职;

第三类是CEO型,如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曾任美国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

第四类是工程师型,如周小川。

世界央行行长的选拔标准都有章可循,如美联储主席偏好有高校任职经历以及总统顾问经历;欧洲央行行长一般拥有财政部任职经历;日本央行行长人选一般来自财务省或日本央行副行长出身;中国央行行长一般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工作经历或地方政府任职经历。

如果对周小川在经济学研究上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的话,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他便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他所参与的“川汉输气工程”和“30万吨乙烯工程”这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

《投资与合作》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周小川当时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每年有30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和武汉。国务院决定着手实施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就这样,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当初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便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结果,准备多年的“国产化”计划便中途夭折。周小川参与的成套设备的系统工程设计,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这两项工程的经历对周小川的触动很大。也就在这时,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建议,要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人口以及经济等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开始了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应用和开发。

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让周小川的改革理念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系统工程思维,实践中也是务实的工程师作风。周小川在案牍劳作之余,还孜孜不倦著书立作,目前他已公开发表中外学术著作三百余篇,专著十余部。

作为一名公认的技术型官员,周小川也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确定周小川经济学家角色的是1994年《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该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同年《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1997年凭借《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一文再度获得该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概括起来,周小川在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性体制改革思想和系统控制宏观调控方法论的开创者;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推崇者和实践者;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支撑是“帕累托改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和政府界争议很大。1986年周小川与吴敬琏、李剑阁一同署名发表了名为《关于各级政府职能和分层管理的思考》一文,该文用系统工程设计中分层控制系统的三条原理来阐述中央和地方宏观调控的思路和原则。该文认为应尽可能将管理职能加以分解,又应使协调手段能够集中运用。

中国社会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改革过程必须是系统推进的,局部改革在体量庞大且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必定会顾此失彼。因此,周小川主张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应该重视理论研究和系统设计。这一理念与若干年后“顶层设计”的思想“不谋而合”。

此外,关于中国转型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界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模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推行“休克疗法”;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推行渐进式改革。周小川是渐进式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2003年9月他在公开发言中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来龙去脉。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更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渐进式改革强调基础设施条件,包括法律和监管制度、银行体系、会计标准的完善、专业技能以及机构建设等软件基础设施,这些内容的建设关系到中国改革路径选择。

2003年周小川在阐述中国汇率体制渐进式改革模式时曾提到,“要找到最佳的汇率体制改革道路相当困难,往往只能权衡利弊,做出决策”。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任何其它方面的改革。周小川曾经在香港发言:“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哪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超长待机的人民币先生

大国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中国也不例外。掌舵央行15年的周小川被称为“人民币先生”。

客观讲“人民币先生”是一个中性词,可褒可贬。“人民币先生”贬义之处在于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货币超发”。2001年末周小川上任前中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15.28万亿人民币,2017年末达到167.7万亿人民币,任后比任前净增了152.4万亿,复合增速16.2%。

另一部分人则将“人民币先生”视为一种尊称,原因在于他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2009年他发表的一篇名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提出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货币体系脱钩、并能保持币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这无疑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长远思考。

2015年中国央行牵头筹备丝路基金,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并接受评估;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推进债券市场开放,A股纳入MSCI指数等,一步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区域金融改革方面,大力推动上海自贸区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推动珠江三角洲、浙江温州、福建泉州等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展,积极推广成熟经验。2018年推出石油人民币等,这些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

周小川在任15年,中国货币政策逐渐经历了从全面调控走向精准,调控方式从数量转向价格,从金融系统内部均衡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无疑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巨大进步。

2013年3月,周小川被选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突破年龄限制,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此前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外界一度解读周小川将退休。

“留任要职往往意味着肯定,但对65岁的周小川而言,可能更多地意味着责任。”新华社的一份报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对于周小川的“超期服役”,有观察人士指出,一是决策者担心市场会出现剧烈波动;二是在金融改革大背景下,短时间内亦难觅像周小川这样,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经历、深受国际认可的继任者。

三连任,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成为了某种“必然”。

一行三会金融体系下,央行行长身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来势汹汹,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的真空和监管套利,诸如互联网金融谁来管、怎么管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当时的金融监管者们一一厘清。

这些事情只是央行行长纷繁复杂工作中的一项,还有更加宏观的任务在等待下一任行长解决。2017年10月,周小川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三驾马车”要整体推进,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个大方向是要往前的。

当时,时值十九大前夕,周小川即将卸任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将这些发言解读为周小川的临别忠告,某种程度上也视为他的未竟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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