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上海青少年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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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9-13 13: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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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城市市民文化的兴起,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歌曲最重要的发源地。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上海青年,同时,上海青年对流行歌曲发展的参与和贡献,成为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建国后,流行歌曲被纳入有组织的青少年歌咏活动范畴,与此同时,不同时代也广泛盛行在青少年中自发传唱的流行歌曲。

一、建国前的流行歌曲

1.学堂乐歌

中国现代通俗歌曲肇端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许多新学堂开设“乐歌课”。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当局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创作方式,停留在译配的初级阶段,曲调大多直接抄袭欧美、日本歌曲,只是填上中文歌词。其内容主要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黄河》、《扬子江》(王引才编)等歌曲。上海是学堂乐歌的主要诞生地。创作者的主要代表是沈心工。

除此之外,曾志忞创作的《练兵》、《游春》、《扬子江》;李叔同清光绪三十一年编印的《国学唱歌集》,创作的《祖国歌》、《大中华》、《我的国》、《隋堤柳》、《送别》、《春游》等优秀学堂乐歌,也流行于上海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在众多学堂乐歌中,军歌最为流行。较著名的军歌有《军歌二十四章》、《出军歌》、《军歌九章》、《从军乐》、《军事教育》、《中国男儿》等。

2.儿童歌舞表演曲

20世纪20年代,黎锦晖在上海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儿童歌舞表演曲。这种表演曲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同时具有边歌边舞的特点。富于儿童生活气息,口语化很强,演出形式简单,深受学校儿童喜爱。黎锦晖在20年代创作的儿童歌舞表演曲主要有:《可怜的秋香》、《因为你》、《寒衣曲》、《春深了》、《好朋友来了》、《麻雀与小孩》等。黎锦晖等一批音乐创作者转向新都市流行歌曲创作后,儿童歌舞表演曲创作逐步走向低潮。

3.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在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后逐渐发展起来。民国16年(1927年)11月,萧友梅受蔡元培委托创办的上海国立音乐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所高等音乐院校。民国18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黄自等一批毕业于国立音专的年轻作曲家是艺术歌曲的主要创作者。另外,周淑安编有《抒情歌曲集》(1935年)和《儿童歌曲集》(1932年)。沙梅创作的儿童歌曲《小星星》和《小麻雀》还在民国25年“中英庚款”征求儿童歌曲比赛中获奖。

4.都市生活、爱情歌曲

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一批流行歌曲创作者创作出众多的爱情、生活歌曲,如《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卖花词》、《爱的花》、《长记得》、《春朝曲》、《关不住了》、《文明结婚》、《桃李争春》、《舞伴之歌》、《月下花前》、《舟中曲》、《休息五分钟》、《一身都是爱》、《爱神的箭》、《桃花江》、《蜜月》、《等一等吧》、《爱情大减价》、《剑锋之下》、《特别快车》、《心琴曲》、《小妹妹的心》。《夜深深》、《蛾眉月》、《我愿意》、《黄昏》、《走进前来》、《我怎么舍得你》、《我要你的一切》、《十里长亭十杯酒》、《拒绝》、《哥哥爱我吗》、《天明了》、《追回春来》、《归程》、《浮云掩月》、《江南好》、《祝你晚安》、《小东西》、《谢谢毛毛雨》、《妹妹我怪你》、《唱给哥哥听》、《嫁给勇士吧》、《玛丽若是你愿意》、《红颜军士》、《花想容》、《醉汉之歌》、《自杀尚未成功》、《姑娘你听见吗》、《军校歌》等。

5.新生活运动歌曲

民国23年(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歌曲是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运动”歌曲的主要传播对象是青年。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上海的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6.抗日救亡歌曲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产生第一首由韦瀚章、黄自作词,青主作曲的抗日题材歌曲《抗敌歌》。此后,以“左翼”音乐文化为核心的救亡歌曲成为上海青少年流行歌曲的主流。这一时期较著名的救亡歌曲有:《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作词、孟波作曲)、《你问我的家乡吗》(沙梅)、《打回东北去》(沙梅)等。日军进占上海后,抗日救亡歌曲创作力量纷纷撤离上海,抗日救亡歌曲的高潮渐渐过去。流行音乐主流从教育激励重新转向娱乐商业化。民国30年租界沦陷后,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在日军的高压之下,电影流行歌曲的发展也是这样。严工、严折西、严个凡、严华、宣刚、高天栖、秦鹏章等是这一时期流行歌曲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创作的流行歌曲有:《蔷薇、蔷薇,处处开》、《渔家女》、《三轮车上的小姐》、《夜来香》、《疯狂世界》、《香格里拉》等。这一时期出现了上海歌坛三星,即白虹、周璇和龚秋霞。

7.新音乐运动

新音乐运动是由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学生、店员、群众开展的一种特殊宣传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学生歌团有50~60个,光华、交大、复旦、暨南、同济、大同等学校的歌团积极配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斗争,把歌咏活动变成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当时演唱的曲目主要有《你这个坏东西》、《坐牢怕什么》、《逼上梁山》、《到延安去》等。

二、建国后的歌咏活动与流行歌曲

1.歌咏活动

建国初期的歌咏活动。1949年5月后,上海商业娱乐性的流行歌曲逐渐被新型宣传性歌咏活动所取代。建国之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青年文艺工作团(简称“上海青年文工团”)成为这一新型歌咏形式的主要实践者和推广者。

上海青年文工团是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艺宣传团体。1949年5月20日成立于江苏丹阳,5月25日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7月4日在华山路676号正式建团。成员70人(男43人,女27人),全部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年龄统计:25~30岁之间有15人,20~25岁之间有37人,15~20岁之间有18人),均为解放前夕从上海撤退青年中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李翔云任团长,伍黎任副团长,李振家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下设音乐组、戏剧组、舞蹈组、美术组、创作组、行政组、资料室,另有一小型乐队。青年文工团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劳军、救灾、宣传、庆祝演出中,主要演出《东方红》、《打得好》、《蒋匪帮一团糟》、《庆祝胜利》、《解放大军下西南》等宣传歌曲、《送喜报》、《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和歌剧《生产立场》等。此外,还表演民歌、苏联歌曲以及腰鼓舞《胜利腰鼓》、《进军腰鼓》,举行“音乐、戏剧、舞蹈晚会”等。1951年青年文工团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演出。1952年3月后,青年文工团与新安旅行团、“革大”文工团、南京文工团合并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

除了进行歌咏表演外,青年文工团建立了85个直属青年工人、职店员、学生等的文艺团体;主办了200个夜校教员和100名体育教员的文艺学习;先后对120余个单位的青年群众文艺干部3400人进行了培训;成立了东、中区等的青年文艺团体联合会,以及沪西青艺联筹备会等团体,将新型歌咏活动引入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青年中。其后,上海市举行了多次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型群众性歌咏活动。

1949年,为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聂耳,上海市举行了40多个学生、工人业余歌团参加的歌咏晚会。1950年8月,举行全市第一次歌咏竞赛活动,有213个歌团参加。此后,建立了上海市歌咏团体联合会。举办了庆祝上海解放音乐界会师大会演、劳军演出、星海纪念大会、联合大演出、土改创作演出、爱国大合唱演出、抗美援朝作品演唱会、春节劳军演出、儿童作品演出等。各机关单位、学校也建立了歌咏团体,如江南造船厂青年工人歌咏队、市立女子师范学校歌咏团等,广泛开展群众性、自发性歌咏活动。1958年,上海青年宫进行了一次关于学生歌咏活动的情况调查。统计的100个学校中有歌咏队68支,每支人数在60人左右,类似的歌咏队全市约有300支,1.5万人左右。

50~60年代的歌咏活动。1951年8月1日、9月1日,上海学联文娱部连续编印了两期《我们的歌选》,1960年8月15日、12月10日《青年报》分别开辟《推荐革命歌曲》、《大家都来唱革命歌曲》栏目向全市青年推荐革命歌曲。

此外,较有代表性的歌曲还有:《走进生活》、《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红旗在蓝天下飘扬》、《三比活动之歌》(斯民三、王森、鞠明词/萧英曲)、《我们是红色青年》(希扬词/马可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司徒汉曲/任均词)、《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曲/焦萍词)、《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这些革命和建设歌曲经音协、青年宫及各级团组织的推荐、推广,在青年中广泛传唱。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头脑发热违反客观规律冒进也影响了青年的歌咏活动。上海青年宫向全市学校提出,希望有计划、有组织地广泛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和群众歌曲的创作活动,并希望80%的青年学生在当年学会6~10首鼓舞干劲的歌曲,要求学校学生创作200~300首歌曲。同年4月,市青年宫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上海青年业余文艺活动的新发展的报告》中,统计出1958年2月到4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创作”的诗歌、快板、演唱、话报、歌曲、舞蹈、漫画等各种文艺形式作品已达100万篇。上海外国语学院800多名同学,在1天中“创作”1300多个节目;九江初级中学在3天内“创作”1500个节目。“大跃进”在全国经济、文化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逐步暴露后,对歌咏活动等“大跃进”的反思开始进行:1961年团的一份初步检查和总结中,指出三年来上海青年群众文化工作缺点在于:(1)过于强调直接为政治服务,贬低了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用。没有意识到,凡是有益于青年健康成长的作品、活动,都是可为政治服务的。(2)忽视了青年的爱好差异,没有根据青年的不同爱好进行工作,提倡广泛地组织和开展群众性的兴趣小组。使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真正达到小型多样,丰富多采。而不是整齐划一,枯燥无味。

改革开放后的歌咏活动。1980年,上海市教育局、文化局和市青年宫等6家单位联合发起上海市春季中学生“班班有歌声”活动。5月18~25日为“班班有歌声”活动周。4、5两个月,全市1000多所中学(包括工读学校)1.8万多个班级的81万中学生和工读学校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全市有40个班级分别获得最佳演唱奖和演唱优胜奖,共创作500多首中学生歌曲。瞿维、践耳、黄维、于之、郑成义等30多名音乐家谱写60余首歌,作曲家寄明创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我们的班级》等歌曲。为配合此次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学生歌曲》(20首),同时还发起向全市中学生推广20首歌曲的活动,这其中包括新歌、历史歌曲和解放以来青少年喜爱的优秀歌曲,如《中学生守则歌》、《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毕业歌》、《接过雷峰的枪》等。该项活动从1980~1983年共主办3届,每届参加者多达六七十万人次,并从中涌现出复旦中学、市三女中、市东中学、打浦中学、南林师范、南市区工读学校等一大批歌咏优秀校队与优秀班级。1984年1月29日,团市委、上海音乐学院、《青年一代》、《萌芽》杂志社等在黄浦体育馆主办“前进吧,青年一代”青春歌会。共有3500名青少年、16支歌队参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对这次歌会进行了转播。肖华和贺绿汀分别为这次歌会主题歌《前进吧,青年一代》谱曲和作词。1989年4月~5月,上海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师范近80万学生参与纪念“五四”70周年歌咏活动,并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纪念“五四”70周年歌咏大赛。1989年9月15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主办“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主题歌咏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团市委向全市青少年推荐了30首优秀革命歌曲。1992年,上海市教育局、中国福利会等主办’92上海市学生歌会。赵丽宏、吴其明分别为歌会主题歌《我们和上海一起远航》作词谱曲。同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艺术委员会举办“上海市学生歌会”,组织学生开展“唱自己的歌”活动,形成“人人唱好歌,班班有歌声”的氛围,并组织全市重点中学的高中学生举行合唱比赛,以促进重点中学艺术教育工作的展开。1999年4月23日,上海市大学生“爱国荣校”歌曲展演活动开始举行(全国大学生艺术节内容之一)。上海大学生围绕“歌颂伟大祖国,迎接新世纪的太阳”主题,开展了歌曲展演等8个活动。

2.流行歌曲

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各级团组织等经常开展的青少年歌咏活动外,在青少年中还自发流行不少中外抒情歌曲。如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红梅花儿开》;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美丽的姑娘》、《骑着马儿过草原》;电影歌曲《红色娘子军军歌》、《一条大河》、《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小燕子》;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喂好我的老黄牛》、《劳动最光荣》、《我是一个黑孩子》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红卫兵歌曲,歌曲内容多为宣传“造反有理”或歌颂领袖。如《拿起笔作刀枪》、《造反歌》、《战士想念毛主席》等,流传下来的很少。只有《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少数歌曲在青少年中流行。此外,“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在知识青年中流行知青歌曲。

改革开放后,青年中兴起了通俗歌曲。1980年,中国音协、团中央联合向全国青年推荐12首优秀歌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青年,青年,早晨的太阳》、《新的长征,新的战斗》、《歌唱你啊,祖国》、《再见吧,妈妈》、《上班路上》、《我爱家乡山和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中秋月》。同年,中国音协上海分会等6单位向上海青年推荐了《青春啊青春》、《有一个青年》等18首歌曲。1980年青年报社主办了“我最喜欢的歌”征选活动,收到青年来信近1000封。评选出得票前10名的歌曲依次为:《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再见吧,妈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大海一样的深情》、《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电影《神圣的使命》插曲、《泉水叮咚响》、《周总理,你在哪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电影《黑三角》插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香港流行歌曲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上海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中广为流行。1983年,《青年报》特开辟半月一歌点歌专栏。在收到的250封点歌信中,大多点登台湾校园歌曲、影视插曲及其他中外流行歌曲。其中,被点登20次以上的歌有:台湾校园歌曲《清晨》(37次)、日本影视歌曲《青春之火》(28次)、大陆创作歌曲《我爱米兰》(21次)、大陆电影歌曲《大海啊,故乡》(20次)。被点登的前7位大陆歌手为:王洁实、谢莉斯(115次);沈小岑(50次);成方圆(39次);苏小明(25次);朱明瑛(21次);郑绪岚(21次)。1989年7月21日,上海电视台学生科和《上海电视》编辑部主办“上海市大中学生青春歌手”大赛,1000余名大中学生报名参赛的歌曲中,大学生组歌手选唱大陆歌的占27%,外语歌的占23%,港台歌的占50%;中学生组歌手这三项数据分别为38%、13%、63%。1992年10月,团市委对400名小学生、1500名大中学生、300个新婚家庭进行的调查表明,沪上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的首选是流行歌曲(占42%),且主要是港台歌曲。

随着台湾校园歌曲的风行,上海青年也开始自己的校园歌曲创作。1984年,《青年报》社主办“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校园歌曲”校园歌曲征集活动,共收到应征稿件2万余件,应征歌曲1600余首,涌现出《原谅我》、《回忆多么甜蜜》、《你还曾记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的童年》、《想家》等优秀作品。1985年9月12日到13日,《青年报》社主办“我们的校园歌曲”演唱大赛,全市3万余名中小学师生出席观看。

90年代以来,青年流行歌曲有了新发展。1992年7月16日至1993年1月20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东莞雀巢有限公司等30家单位联合主办“雀巢咖啡上海流行歌曲系列征集活动”。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流行音乐征集活动。活动大约征集了1.1万首歌词,1500首歌曲。1992年10月9日《青年报》以《姓社姓资画上句号——上海官方扶持流行音乐》为标题报道了这次活动。上海青年流行歌曲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来源:《上海青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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