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下》(周继光着)选载: 四十一、向老一辈教育家学习(上)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9-09-10 16:41:33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在阳光下》(周继光著)选载:

四十一、向老一辈教育家学习(上)


大同老友  情意绵绵流长

我的高中老师,大多是解放初期到大同参加教育工作的。现在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少数年轻一些的也已经接近八十岁了。他们对教育、对大同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每年都要欢聚一、两次。从1970年代末一直坚持到现在。究竟从哪一年开始,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1984年春天,老师们曾在林荫中学欢聚过一次,留下了庆贺王季娴校长从教40年活动中记录动人场面的老照片。一些1960年代到大同工作的老师也都闻讯赶来参加这次活动。后来像滚雪球般的,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最近我翻出一张聚会的通知,这次活动是由当时还在大同工作的潘家治、华景仉、俞昌煊、王征鸿、余梅棣、郁志超等六位老教师发起的,他们在通知里说:“我们是曾经多年在大同中学服务过的教工,目前有的已经享受退休待遇,有的在其他单位工作。我们对过去在大同中学时期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很留恋,对已退休或分散在外单位的老同事非常想念,渴望能有机会把散处各方的老同事聚谈一次,时届新春佳节,经过我们几位同志商讨决定在本月卅一日(星期五)上午八时半借西藏南路青年宫(原大世界)二楼茶室举行老同事茶话聚会,欢迎曾经在大同中学服务过的老同事(不论退休或在职)能自愿拨冗光临。(请携带茶点及彩照费叁元)”    

这次活动来参加的老师很多,大概有七、八十位,还在大世界的顶层拍了照留念,这张集体照,我至今还珍藏着。从这次活动以后,我参与了聚会活动的组织工作,帮助老师们做些联络之类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近廿年过去了,到了2004年我已经59岁了。那一年恰逢新中国55华诞,从春天、夏天到秋天,大同的老师们欢聚了三次,主题是“与老校长共话教育”,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共和国55岁生日。 

2004年5月20日上午,40多位老师来到姚善源老师位于复兴东路的新宅聚会。中午在“丰收日”用餐。会上,戴道远老师读了一封他的同班同学,大同中学1960届高中毕业生任万超写给王季娴校长和班主任方艾老师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终身难忘的中学时代,是在‘大同’度过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段强调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我这样一个父亲是‘反动军官’、哥哥是‘右派分子’的学生。在母校的怀抱里,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反而在我稍有一点进步时,还受到了两次表扬。正是这两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表扬,却使我彻底跳出了家庭的阴影,指引我“沿着老共产党员道路前进”的方向,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后来,我受到数十次国家、省、部级奖励和表彰,无一不是母校两次表扬的延伸和继续。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大同求学的六年中,当年家中贫病交加的我一直享受着甲等助学金。一天,当可怜多病的母亲要把我从学校领回家,想让我干活挣钱养家糊口的时候,硬是班上的同学们,以满腔的热情把我从几近辍学的路上拉了回来。开学后,我无钱买书,是全班同学给我买了全套课本。我的学习、生活用品是同学们一个个、一件件送给我的。高中毕业时,又是班主任方老师为我这个即将远去的游子做了件棉衣。这件蓝色的棉袄,一辈子温暖着我的心。

三年来,老师们在班级开展各项活动中,强调‘不要让一个学生掉队!’使班上每一个学生在思想上、学习上都获得了提高,涌现出如邵洞义这样的品学兼优的上海市学习标兵。在我们这个班级,只要一个学生有困难,大家都会热情地捧出一片片爱心,在大家的努力下,全班成了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集体。因此,我们班被誉为“红旗班”。毕业前,同学们喊出了 “做六十年代第一流毕业生!”的响亮口号,结果我们班那年几乎全部考上了大学。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都对国家和人民问心无愧。直到退休,仍然没有一个同学掉队。我们班的成长历程表明当年大同中学老师们的育人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

作为一名‘红旗班’的学生,毕业后,我随着这面红旗的指引,来到了山西风沙最大、也是最贫困的右玉县,从事国内外当年还没有“插木造林机”的开发工作。那时,面对荒凉的右玉,在黄色风暴四起,天地一片昏暗之时,‘红旗’的激情曾使我热血沸腾,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拼搏吧,红旗班的战士,一定要冲锋在队伍最前沿!’我们的开发终于获得成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专题报道。我把这看作是‘红旗指引’的结果。然而在70年代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一打三反’的岁月里,我竟因‘红旗’获罪!有人叫嚷‘红旗班是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苗子和反动军官子弟的黑旗班’、‘红旗班是王季娴在大同中学树起来的黑典型’、‘任万超狂妄之极,竟要当反革命的旗手’等等,当年强加给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令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将我的‘罪名’与‘红旗班’、红旗手、与王校长联在一起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态度特别恶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对‘文革’彻底失望,准备用生命作最后抗争。那时我这样想:任万超可以批,‘红旗班’不可辱!王校长不能斗!这是因为,否定‘红旗班’,否定‘红旗手’,否定王校长,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关爱和教育。半年后,我在最后一份‘认罪交代书’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深信,党和人民17年来在我身上的心血决没白花!’这样写,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今后将如何处置我,一切就由他们去吧,反正,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然在红旗的指引下前进着……。”

读着、读着,戴道远的眼睛湿润了。任万超的来信让老师们回忆起他们的青年时代,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此时,老师们的神情是那么凝重,那么专注。餐厅里一片肃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声音。特别是听到任万超的来信中说到他文革中因敬爱王校长挨批斗的情形,老师们心灵颤动,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回首文革前后大同的历史,王校长和许多老教师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惨遭批斗,优秀教师李雪影被迫害致死,“文革”后虽平反,但很不彻底,大家为老校长王季娴在“文革”期间及其前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文革”结束之后,本市一些知名的老校长已纷纷调回原来的工作岗位,唯独王季娴却被调出原校。她本人对此虽淡然处之,仍然积极工作,但在大同师生心中却有着抹不去的不平。“完善大同校史,真正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是老师们共同的心声。当年,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同的校史里,几乎见不到大同中学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教育工作的痕迹。见不到广大教师为大同教育发展的辛勤付出和丰硕成果。看不出王季娴校长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思想和实践。大家一致提出趁老教师还健在,要赶快完善大同校史中的这段空白,补上这一段校史。这一天,我们还在“丰收日”前的“神牛”广场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五代教师聚会  颂扬校长功德

会后,我和李泽文等一些老师在谈论中都觉得为校史填空白这件事很重要,现在已到了该填补空白的时候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亲历者的一项神圣的使命。经商定先从回忆总结王季娴校长的教育思想做起。老师们提出要我来承担有关组织工作。我觉得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此时《周继光工作室》刚刚建立不久,正打算做一些对教育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做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我认为弥补大同校史中缺失的17年史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这段历史。我建议首先把探讨王季娴校长的教育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把曾经在中、小学里工作过的大同校友和已退休的大同老教师们召集起来开个研讨会。当时初步商定准备邀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大概有六、七十位,如果按他们来大同工作的时间和相互之间的师生关系排列来看有五代人。因此我们把研讨会定名为“五代教师与老校长共话教育——王季娴同志教育思想大型座谈会”。(以下简称“教育座谈会”)大家一致同意采纳我的建议,于是我作为承办单位(周继光工作室)的主持人,为了这次“教育座谈会”能够顺利召开,足足奔忙了两个多月。

召集座谈会的工作量很大,首先是通知七八十位被邀请出席座谈会的校友和老师,大部分是个别拜访,向他们陈述会议目的,征求意见,组织专题发言。其次还要邀请嘉宾,著名教育家吕型伟、翁曙冠、离休老干部李哲寅、吕虹、王婉琴和原南市区教育局工作过的王涛、杜功乐等老同志等都非常高兴地应邀到会。其三是租借会场和一些琐碎的会务准备工作。大家原先想在大同中学召开座谈会,先后由毛懿飞老师和三位校友向校方提出,都没有得到同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请时任黄浦区总工会主席徐少柏同志帮助,借用黄浦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16楼会议厅,召开了这次大型座谈会。会场布置、人员接待等有关事务由戴道远、徐彩珍等人协助。录像、录音工作由我在上海大学影视技术学院读书的侄子周杰帮忙,虽然这一年七、八月份的天气特别热,但是这些准备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004年8月15日下午1点半,“五代教师与老校长共话教育——王季娴同志教育思想大型座谈会”如期准时举行。会议由李泽文老师主持,他作了简短发言后,与会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踊跃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戴道远老师,作为当年红旗班的代表,他首先读了任万超同学给王校长和方老师那封充满对母校感激之情的信。然后介绍了大同1960届高三(3)班是怎么从一个松散的集体成为“邱少云班”最后被区里命名为“红旗班”的。同学们在毕业后都认为红旗班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像慈母一样关心他,引导他,培育他。很多人都提起了班主任方艾老师是如何做学生思想工作的一些往事。大家都说这一生最怀念的,就是当年的红旗班的集体关爱,这种关爱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也点燃了每一个人后来的人生。王校长曾给红旗班题词:“永远听党的话,红旗班的学生应当是祖国各条战线上的红旗手。”王校长的这条题词,已经成为红旗班每个人的座右铭。“红旗班”是当年大同党支部抓班级集体形成的一个典型,体现了王校长对学生“全面关心,全面负责”的育人思想。

毛懿飞老师接着说:王校长办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育人。育什么样的人?育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人。她孜孜以求,培养学生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有真才实学。因此,我们大同中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乃至高考的升学率、学生的课余生活,比如足球队、美工组、船模组、管乐队、舞蹈队、话剧队、气象组、米丘林小组等等,都是全市、乃至全国第一流的。当年,大同中学的党支部战斗力强,共产党员大都很优秀,在各个岗上起着模范作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几十年不动摇,所以大同涌现了大批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都成为祖国各条战线上的有用之才。

郁志超老师说:王校长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德育领先。为抓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她十分重视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和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作用,并把这两支队伍形成一股合力。选派高中优秀团员,到初中各班去担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成为班主任的得力助手。成为大同团队工作的一大特色。

她在德育工作中,十分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组织学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里接受教育、得到锻炼。 

她在德育工作中,十分重视榜样的力量,充分发挥革命前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优秀知识分子等校外教育资源的作用,这又正符合青少年崇敬英雄、好学上进的特点和优点。在学习英雄的热潮中,一个个先进集体涌现出来,用吴运铎、黄继光、邱少云、保尔·柯察金、卓娅等等命名的先进集体引导广大同学以英雄为榜样,健康成长。

她在德育工作中又十分注重充分结合本校实际,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这些都是大同五六十年代德育工作的鲜明特色。  

老教师姚善源老先生接着发言,他谈到了王校长当年求真务实抓教学的一些情况。他说:60年代初,王校长要求教师在教学上要“吃透两头”、“抓好双基”、“因材施教”。贯彻这些要求,王校长强调重在落实,认为备课组活动是重要一环,所以她经常深入到备课组。当年由于试用由华东师范大学主编的新教材,初二就要上解析几何等内容,和中考内容不一致,成绩受了点影响,比不上区内最好的一般中学,曾一度引起非议,来自领导和社会的压力很大。是坚持试点还是打退堂鼓?王校长和我一起深入到备课组,与老师们一起仔细认真地分析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感到革新教材体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王校长动员大家投入到教育方法改革中去,学习育才中学经验,拉开了大同教改的序幕。王校长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带领全校教师奋战数年,终于使大同数学中考成绩从1963年开始连续三年在全区遥遥领先。那几年阅卷结束后,区红专学校都要抽样分析这一届教学质量,我每年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只见大同考生卷面整齐,书写清楚,表达完整,不少学生创造性发挥,显得训练有素。同样,高考数学成绩也从1963年起逐年较大幅度地提高,1965年大同的高考成绩居全区领先地位。王校长就是这样依靠教研组抓常规、抓基础、搞改革、促创新,一茬一茬地培养教师,依靠教师去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成才。值得一提的是,66届的毕业生在“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时,虽经11年半,但稍加复习都考出了好成绩,据我所知这些学生基本上都被高校录取,后来不少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可见当年大同毕业生基础之扎实。

王校长不仅重视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而且提倡每位骨干教师带几名学生,在课外指导其学习所爱好的学科。数学学科每年都会冒出一些优等生。如在大同60届有三人被复旦大学由苏步青教授亲自主持的数训班录取,这些学生经批准,不经高考直升复旦,毕业后两人留复旦任教,一人分配至市业余大学任教(后转入上海交大),“文革”后三人都成为教授,这在当时的重点中学中是少有的。

王校长十分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在校内成立哲学、美术、文学、科技、体育等三十几个课外活动小组,规定每星期三课后两小时左右为活动时间,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文革”前十多年,王校长呕心沥血为学校培养了一批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虽经十年动乱,在1978年大同恢复市重点中学后,这些教师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是深有体会的,也是不容否认的。 

1956届高中毕业的校友钱定平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我初中在新疆就读,基础差,而且还没毕业。是大同彻底改造了我!在大同的三年,铸造了我的人格,性格和风格,使得我终生受益。这是我生命中最关键时段,既培养了我的鲜明个性,又养成了我的自学能力。由于大同自由的学风和发展个性的机制,促使我充分发展潜能,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同给了我辽阔无垠的业余时间,在课外读了涉及文理艺术各科的一、两千本书,除英文俄文外,还自学了德、法、日等语言,又还绘画和作曲。因此,造就了我兴趣广泛,适应性高的品质,对于以后的科学研究和大学教学,起了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受了大同老师的激励,和学校氛围的影响。当然,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位时时在校园里晃动她娟秀矫健身影的,那就是王校长这位大同中学的“总设计师”了!从我的多元化经历可以看出,中学阶段对一个人可以起到怎么大的塑造作用。我认为一所学校,重要的是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强大的改造氛围。王校长领导的大同,具备了这些,人才辈出是必然的。

钱定平最后说:在我从一个新疆来的初中差生成长为一个大学教授的过程中,看到的不是渺小的我个人,而是看到了王校长领导的“大同”所散发的海量能量:它像宇宙间大爆发后留下的背景辐射一样,永世长存! 

大同中学63届校友、原大连市副市长,当时任我国驻丹麦大使馆商务参赞汪师嘉同志远在国外,传来了她的书面发言。她说:我从1960年至1963年在大同中学高中学习,离开学校已有42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在记忆中渐渐淡去,但我的高中生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我所在的高一(1)班是王季娴校长的教育改革试验班,从而使我班同学有更多机会得到老校长的关爱和亲切教诲。新中国到1960年才经历了11个年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和物质生活条件都无法与今天相比,但我记忆的大同高中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同学们在探求知识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学校到处生机勃勃。十年前,我回上海时曾到母校的校园走了一圈,二号楼被拆除了,驻足在崭新的教学楼前,昔日二号楼的教室里,廊檐下和楼前的操场上留给我的是终身难忘的回忆。有时我想,也许我们当年的学生生活比今天的学生要过得更充实、更快乐。当年,我们感受到了师长们对后辈的赤诚关爱,他们在青少年的心灵播种着希望的种子,这种“耕耘”和“播种”,比单纯的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更为珍贵,使我们终身受用。当年王校长能叫出我班很多同学的名字,她和一些老师曾精心呵护和关照过我班一些在当时的政治背景条件下很可能会被潮流湮没的青少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使他们成长为建设我们国家的有用人才。

大同中学63届校友,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闻讯发来了贺信。

老教师陈左高老先生在发言中强调要好好总结王校长的教育思想。他说:我是1947年进大同任兼职教师的,看到当时大同附中一院图书馆只有两本书,一本字典、一本《四书》,房子都摇摇欲坠,很多是危房,我失望极了,这个中学怎么办?王校长来了以后,几年工夫,房子翻修,图书充实。特别是大同从原来的一所普通中学,经过赶松江、追金山,最后成为上海市的重点名校,这不是简单的。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首先要向王校长表示感谢,她没有“看死”一个教师。我的哥哥在“反右”中被定为“右派”分子,发送到安徽。王校长非但没有看轻我,还仍然让我当高三班主任、学习组长。从王校长身上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王校长是个好党员,现在的党员应该好好向王校长学习。

我还要感谢王校长对我网开一面,我教书从来不照本宣科,常常要豁开去,王校长经常要听老师的课,我却不喜欢别人来听我的课,王校长知道后也就不来听我的课了,她相信我能上好课,让我发挥自己的教学风格。

第二,要好好总结王校长的教育思想。王校长讲过一句:“力量要用在刀口上。”我教书很“蹩脚”,但布置作业有的放矢就有效果,全班100%全部考取大学。要总结王校长的教育思想,年轻教师可以访问王校长。大同不讲升学率,但升学率很高,现在有的学校整天讲升学率,但升学率不高。这里大有学问。

最近看到亲眷朋友中的中学生沉溺于题海之中,补课不断,苦不堪言,而无显著效果。那时的大同不搞题海战术,学生负担很轻,但学习质量很高。王校长的教育思想大有可以总结之处。

我本来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但讨论王校长教育思想的会我要参加,要向王校长致敬,希望她的教育思想永放光芒。   

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谢文骥老师满怀激情地回忆道: 50多年前,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同中学教初一。没想到我教的学生是这样调皮,甚至在课堂上把蛇拿出来玩,简直是大闹天宫。我的信心动摇了。就在这时,王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年轻的新教师没有管学生纪律的经验。她把我调到高三年级教历史,以“扬长避短”。于是,我下定决心,尽了自已最大的努力,投入工作。学生毕业后,给我送来了写着‘收获’二字的匾。这就是王校长的“用人之道”。     

李泽文老师在发言中重着说到了王校长的人格的巨大感染力。他说:季娴同志平时衣食朴素,作风踏实,性格恬静,待人和谐,言语不多,言简意赅,不拘谈笑,不太喜欢娱乐活动,但她喜爱读书,常常是手不释卷,给人的感觉是学而不厌,有一种学者、师者的高雅之风。

她在大同是书记兼校长,工作忙,会议多,但她坚持上课,从不缺课,也不请人代课。平时与老师一起备课,参加教研活动,对于自己所上的数学课,她总是认真备课,写好教案,对学生的作业也仔细批改。我们常可看到在她办公桌上堆着一叠作业本,她常利用间隙时间批改作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找学生了解情况,为学生补习。她执著地说:“坚持上课是最好的深入教学实践,也是联系师生的捷径。”她平时在自己办公室的时间很少,经常抽时间听课,有时一听就是半天,各科都听。听课时她都作详细的记录,课后和老师交换意见,帮助老师提高教学质量。校内有多位领导,但在大家印象中她是听课最多的一位。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她当教育局领导时。

她的家在中山公园附近,来学校上班要换两辆车。我记忆中她从未迟到过。寒冬腊月,清晨我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看到她手捧烘山芋,拿着几颗花生米充饥。当时我是工会主席,逢到节假日,她常约我一起去家访。当时我还是一个单身汉,她却是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的主妇,但她把节假日都给了老师。大街小巷留下她的足迹,她给多少教工家庭带去了党的温暖和关怀。她常对我说:“这是做领导的基本功,一定要事必亲躬才有第一手材料。”当时是解放后不久,很多教工有困难。数学教师章鸿才患肝癌去世,全家七口生活无着,季娴同志发动全校教工献爱心,捐款建立帮困基金,为章老师的爱人找了份临时工作,为五个孩子争取到人民助学金,帮他们一家度过难关。解决的是章老师的困难,但全校教工都受到了感染。她关心每一个教工,把工作做到每一个人的心坎里。大家说:“王季娴同志真是我们的知心人。”

在大同广大教工印象中,王季娴同志并不是威严的一校之长,而是普通一员。她事事处处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品格、知识带领我们、教育我们。她的高尚风格也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当领导就是要起表率、垂范作用,要求大家做到,自己先要做到,身正才能带领大家前进。

人无完人,金无赤金。王季娴同志在工作中有成绩也有不足,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她是一位党性极强的老同志,作风民主,做事从不独断专行,凡事都与班子共同讨论决定。在反右斗争年代,我们对校内某些同志也曾有过错误的处理,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季娴同志总是深感内疚。季娴同志是一个强者,在事业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个学有擅长、品格高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对教育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民教育家。

此时,项国安老师和60届的魏捷同学先后满怀激情地当场赋诗,赞美王季娴校长朴素的形象和高尚的人格。 

当年的优秀班主任方艾老师接着李泽文的话说:我也有同感。我是1954年底进大同,在大同任教29年,是我历经青年、壮年,人生最美好、精力最充沛的时期。29年中留下很多难忘的回忆,尤其是良师益友、大同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王季娴同志的领导艺术和教育思想。

解放初期,大同师资队伍复杂,有解放前旧大同留校的,有新从社会招聘的,也有其他行业转业的。王校长只身来校,正确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支部两个委员穆次五、李泽文团结一致,默契合作。三个人都是一个口径说话,对教师和颜悦色,平等相待,充分信任,积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敢干、敢闯的崭新局面。全校教职工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合力,王校长同党支部善于用人,发挥各人专长,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教师们在各个岗位上都有出色成绩,涌现了李雪影、傅纪元等一批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科带头人工作出色,都达到全市先进水平。原来大同是一个又老又旧的学校,与敬业不能同日而语,而现在一举追上敬业,而且开花结果,这不能不说是王季娴和大同党支部的功劳。大同不仅仅在主要学科上成绩斐然,在德育上亦是成绩突出,就连文娱、体育、美术等都在市里名列前茅。大同的青少年足球更是全国冠军,师生文艺节目屡次获得市里优秀奖。这个时候的大同如春风习习,万马齐奔,硕果累累。

“文革”中王季娴校长靠边,被打入“牛棚”。她的教育思想被诬为执行“反动黑线”,一切全都颠倒过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学生成天吵吵嚷嚷学工学农,就是不学知识,不学做人道理,视老师为“异类”。原来在我心中生根的信念——王校长一再讲的道理,全部被颠倒、否定,当时我伤心落泪了,很多人都流泪了。这说明,王季娴校长正确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突飞猛进,气象万千;反之,则令人伤心,不堪回首。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视王季娴教育思想的原因吧。  

李哲寅同志接着方艾老师的发言深有感触的说:王季娴同志不仅是一位好校长。她还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支部书记。当时她是教育系统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中的一面旗帜,曾连续地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二、三届党代会的代表。她领导下的大同中学党支部是一个出色的支部,曾带领大同师生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然而,由于这些业绩发生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而这“十七年”的历史在“文革”期间曾被完全否定。如今,“十七年”的是非功过,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有明确的定论。但是据说至今还有人“不敢肯定”大同这段历史成绩,“不敢接触大同的十七年”,“怕说不清楚”。因此,对这页历史作点分析,还它一个公正的评价,让这面旗帜显现出原有的光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王季娴同志受命担任大同中学领导职务之时,正当新中国如初升的太阳,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崇高威望深入人心,干部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处处洋溢着新时代的昂扬朝气。大同中学的起步正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王季娴同志带领下,在“改造旧老教育,建设新教育,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新路子上,奋力拼搏达十余年。今日的大同已是一所“名校”,然而它的扎实基础正是在那个年代奠定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谁都知道办学要依靠教师,但像王季娴那样对教师一片赤诚之心的却很少见。那时大同虽有些好教师,但就整体而言师资条件不如区里有的学校。她一到大同,就致力于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注重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民主作风的发扬,力求人尽其才,并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这项工作做得精心而富有成效,很快地就把整个学校的人心凝聚起来,出现了既和谐又生动活泼的局面,优秀人才随之而涌现。1956年,大同中学就有九人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还有许多教师的先进事迹得到发扬。1960年,大同中学被评为上海市文教系统先进集体,也就在这个时期,市教育局确定大同为上海市重点中学。历史必将记住王季娴同志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后大家一起努力,完善大同校史,为王季娴主持工作时期所作出的成绩,写上应有的浓重的一笔。

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同志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应该讲,我和王季娴同志是老朋友了,对她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听了今天大家的发言之后,我觉得我对她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远远没有像同志们讲的那么深刻。所以今天的这个会对我来说,既是加深了对王季娴同志认识,也是对我一次教育。

现在我们都在讲,办好一所学校,要有一个好的校长,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教育思想。今天的座谈会实际上是把这几个问题都具体地回答了。什么叫好校长?王季娴同志就是好校长。什么叫好教师?王季娴同志就是好教师。如果我们所有的教师、校长能够有这样好的水平、这样好的作风。我们的教育就办好了。现在都在讲要进行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教育?当年王季娴同志在大同中学办的就是素质教育。这样的素质还不好?素质教育不是抽象的。我经常讲一个学校好不好,不看今年的高考,10年、20年以后看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怎么样?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觉得大同中学毕业生个个都是素质很高的。这就是王季娴当时实施的没有讲素质教育的素质教育的成果。什么叫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就叫德智体全面发展。一点不抽象。

我这里讲一点历史情况。王季娴同志是山东过来的。解放时不在上海,没有参加上海的教育接管,但她参加了青岛的旧学校接管,王季娴同志应该说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上海基础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我们党依靠这支为上海基础教育开拓与奠基的骨干队伍,将上海的中小学接管下来,并走上正确的轨道。应当承认,上海的一批重点中小学基本上是他们在那时奠定的基础。其中包括领导与管理体制、办学理念、政治思想与教育研究、队伍建设等等。在彵们的努力下,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他们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吕老讲了近一个小时,大家都在静静地听。那天,天气酷热,外面气温是39℃,虽然会议大厅里有空调,但是很多人穿着衬衣,额头上还在冒汗。与会者大多是七、八十岁老人,其中有几位已近九十高龄,一直坚持到六点多钟会议结束,长达四个多小时,真不容易。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还有一些同志没有机会发言,与会者意犹未尽。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在两个月后的金秋十月,在豫园凝辉阁大会议室,我们组织大家继续叙谈。围绕大同的“十七年”,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割不断的情。在这个会上,许多老教师敞开心扉,激动地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以王季娴为代表的大同老一辈教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丰富实践与成功经验,确实是上海基础教育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花力气总结和挖掘。

校友共同心愿  为王季娴立传

这两次座谈会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8月15日,我们召开座谈会的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就作了实况报道。次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劳动报》等十大新闻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在教育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两次座谈会在大同校友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会后,二十多位热心的校友相聚开了几次会,磋商的结果是:这两次座谈会代表了广大校友的心愿,很有意义。有人在会上提出要发动校友一起来肯定大同“十七年”的教育。这次会议情况通过网络传播,广大校友纷纷响应。通过几个月的联络,得知150余位校友愿意作为活动的发起人,一支发起人的队伍就形这样成了。这些发起人大多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不乏名教师、名教授、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精明的企业家,还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大家一致提议要为王季娴校长开一次庆贺她从教65年的会,并出一本纪念文集。

2005年春节,150多位大同和市八的校友欢聚在市八中学南楼共贺新年。在这次新年团拜会上,决定在2006年初召开“热烈庆贺王季娴校长从教65周年大会”并指出这是一次由百余位大同、市八校友发起的大同、市八部分师生民办的聚会,委托周继光工作室来承办,我在这次师生迎新聚会上发言,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好。 

2005年3月11日上午,编写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并明确了文集编写的宗旨、定位、内容、结构以及稿件收集、经费筹措和日程安排等有关事宜,通过了《桃李不言——王季娴校长的求索实践》编写组会议纪要,並决定邀请德高望重的离休老干部吕虹同志担任主编,为本书把关。

当编写文集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开展的时候,编写组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王季娴校长对此事采取的“不配合”的态度。按编写组原定的计划,要约请王校长进行几次深入的访谈,写出王季娴校长求索教育真谛之路。这项工作由曾担任《文汇报》教育编辑十多年的资深记者浦建平校友负责,为了访谈成功,浦建平几易其稿写出了详细的访谈提纲,列出了二、三十个问题。面对编写组盛情约请,虽然王季娴校长参加了几次访谈,但对浦建平提出的问题都不正面回答,而常常故意把话题岔开。她以为,我不说,你们也没有办法写。这一招,还真灵,搞得浦建平连连叫苦。我不得不几次三番找王校长做工作,她用一句话回答我:“小周,我不是早和你说过,出书我赞成,事情是大家做的,文章要多宣传老师,不要以我为主,你怎么听不进去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得搬“救兵”,请出李哲寅、吕虹和王婉琴等当年和王校长并肩作战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王校长终于同意再次参加访谈,配合浦建平写好这篇“访谈录”。正如吕虹同志在“后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王季娴不允出纪念文集,其声默默,然而涛声轰鸣,汹涌澎湃。文章自天南海北涌来,撰文者满怀激情地以文礼赞,有记事,有抒情,也有的是整理,总结王季娴教育上的探索与实践,汇成了王季娴上个世纪求真、求善、求美的生命进行曲。赤子之诚,战友之情,终使王季娴招架不住。”

这个发生在文集编写过程中的小插曲,正反映了王季娴校长一生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的风采。正是这种崇高而纯洁的人格魅力如磁石吸铁一样,把一群群当年的师生长久地凝聚在她的身旁,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所说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大家觉得用“桃李不言”作为这本纪念文集的书名再确切不过了。

回首往事,当时我和我的工作室,受大同校友的推举和委托承担《桃李不言》的策划、组织和联络,任务艰巨。首先是要协助主编从搜集来的校友近百篇文稿中筛选出近70篇,然后还要参与修改和定稿,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主编建议为增添本书光彩和力度,要请一些领导、专家和前辈题词、作序、写前言,落实这件事情难度也可想而知。有关出版事宜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一年多时间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吕虹同志说我“不避酷暑严寒,不分昼夜,四处奔走,任劳任怨,工作做得细致妥帖”,袁正守同志说我“几乎天天到社上班”,多少也反映当时我和同志们工作的一些实情。

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和广大校友的行动坚韧不拔、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决心和毅力也感动了许多人,一些热心的老同志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编写过程中吕虹主编不辞辛劳,冒着酷暑亲临指导,李哲寅同志为本书精心撰写前言。就是这样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才使“桃李不言——王季娴校长的求索实践”这本汇集众多校友心血且抒发他们渴望“拨乱反正”心情的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庆贺大会  热情隆重  反响热烈

2006年1月21日“热烈庆贺王季娴校长从教65周年大会暨《桃李不言》首发式”终于在大同中学礼堂隆重举行。那天,天气晴朗,千余名校友顶着严寒,怀着对王校长和老师们的敬爱之情从四面八方早早赶到母校参加大会。有的老师已八十高龄,是柱着拐杖来的,有的走路都很困难了,颤颤巍巍的,是子女挽护着来的。有的校友还是坐着轮椅来的,场面十分感人。虽然外面寒风凌厉,但礼堂内却热气腾腾,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此时会场外还有许多校友还逗留在大厅里,工作人员不得不搬来一百多个凳子放在走道应急备用。当九时整,我代表筹备组宣布大会正式开始时,会场后面的走道上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五、六十位大同和市八的老一辈教师,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著名教育家翁曙冠等老领导、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李新立同志、上海市华侨联合会主席杨玉环同志、原南市区老领导张仁瑞、沈瑞英、徐宜尔、饯德明等和当时任黄浦区各级领导李俊民、姚仲明等几十个贵宾应邀出席大会。其中还有一些是特意从外地赶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她在贺信中说:“欣闻今日大同、市八中学师生聚会,纪念王季娴校长从教65周年,并举行《桃李不言》文集的首发式,特请李俊民同志代为表示祝贺。

拜读了《桃李不言》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位深受师生爱戴,把毕生心血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工作者的形象。王季娴校长始终心中有党,目中有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淡薄名利,无私奉献,在大同和市八中学这块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把学校办得生机勃勃、特色鲜明,培育了大批国家有用之材。上海的老一辈教育家为上海的基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教育实践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好好研究、学习、继承不断探索创新,专心致志地办学,推进上海的教育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最后敬祝王季娴老校长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大会按预定的目标,开得热烈、隆重、简朴、简短,一个多小时的大会在校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教育电视台在当天的“教育新闻”中播发了大会实况,《新民晚报》在大年初二以《她的五代师生都说待我们恩深似海——特殊贺礼送给88岁王校长》为题整版报道了大会。文章的一开头这样说:“在这个浮躁多于宁静的社会,该是怎样一位师长配得上如此深厚的感恩之心,能这么长久地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的记忆中驻留?”五代师生献给王季娴的这本书,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与众不同,不仅有四篇序言、五封贺信、十几幅题词,而且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从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语”中可以掂出这本书的份量。对李哲寅同志为本书撰写的前言《历史必将记住王季娴同志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不少了解大同这段历史的同志都说他写得好,确实它说出了大同广大校友的心里话。随着庆贺大会的成功召开和“桃李不言”文集的顺利出版,曾经长久留在一些师生心中的“不平”,也可以释然于胸了。

开一个会,出一本书,这件事做成功为大同校史填补了一段空白,为母校百年校庆送上了一份厚礼,更有意义的是为基础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素质教育提供了历史经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次大会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燕京大学校友蔡公期先生,拿到这本书看了以后有感而发,在燕京大学校友会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与王季娴学长素不相识,但因我毕生亦从事普教事业,仔细阅读《桃李不言》后,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不禁一口气读了三遍,一路圈圈点点,不能释手,季娴学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如此不平凡的业绩实在令人钦佩,她那谦逊平和的人格魅力不禁跃然纸上。”

原黄浦区教育局党委书记,离休干部谢谷沛参加庆贺大会后动情地说:“我与王季娴同志原来并不认识,黄浦、南市两区合并后,我们在同一个离休支部过组织生活才认识她。但她质朴无华,从不谈自己,对她仍知之甚少。这次我有幸参加了《桃李不言》首发式,会上感人至深的场面和情真意深的发言深深震撼了我,数以千计的教师和学生在离校几十年后,聚在母校,称颂王季娴是他们的恩师。这种感恩之心,怎么能长久的在一代又一代师生的记忆中驻留?之后的几天里,我一头栽进了《桃李不言》这本书里,越看越清晰,一个大写的人,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教育家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并越来越高大。后来我发现和我有同感的教育界同仁还真不少。”不少像他们这样原先並不认识王校长的同志看了这本书后也都说这本书好。据我了解这本书在首版印刷了2000册后,上海市和黄浦区的教育奖励基金会添印了1000册,新华书店添印了1000册,现已售謦。可见这本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鸣。

师恩难忘  电视荧屏献真情

事隔半年之后,《上海教育电视台》、《新民晚报》计划开展“寻找师恩活动”,他们先是从《新民晚报》的一位记者口中知道了我们召开的这次庆贺会的信息,看了《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觉得十分感人,于是派两位记者来找我了解。我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有关的情况,送给他们三本《桃李不言》,据说记者回去向领导汇报后使教育电视台的领导从副台长到台长都感动了。当即决定在2006年第22届教师节举办主题晚会“师恩”,特邀王季娴校长和十位大同老教师和校友走上荧屏,还邀请了五十多位大同、市八的老师一起参加主题晚会,弘扬王季娴校长的人格魅力和办学精神。主题晚会“师恩”在教师节晚上在教育电视台播放后,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都作了报道。“师恩”的社会反响极好,受到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欢迎,获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此后教育台又连续播放,甚至一年后还播放过好几次。周继光工作室在校友的支持下把《庆贺大会》和《师恩》的全过程分别刻录成两个盘片留作历史资料,以便长期保存。此时,62届校友华东师大教育系教授、博导、《基础教育》杂志主编陆有铨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要他的学生教育学博士、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李振村来找我,说想在杂志上宣传王校长,要我提供材料。我送给他两片光盘。后来李振村同志告诉我他本想只看个开头,结果打开以后看了几分钟就被吸引住了,一直看了45分钟。当即决定在《基础教育》2006年第11期(此时离开杂志发行之日只有半个月)上用王校长的近照作封面,全文刊登教育电视台《师恩》大会的访谈实录。

随着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传播,王季娴的教育思想和风格,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

人格魅力  穿透心灵  力大无比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大同中学当年只经过短短的几年,从一所普通的私立学校成为一所有影响的市重点学校,成绩斐然,英才辈出,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究竟靠什么?


至今大同中学许多老师和校友仍在说到五六十年代的校长室时赞叹不已,感慨万分。解放初大同附中一院(大同中学前身)留下四幢设备简陋的破旧楼房。解放后,1954年建造了五号楼, 1960年初又造了新大楼,办学条件在逐步改善。王校长一贯主张要把教室安排在朝南的房间。而从1950年代开始到新大楼落成之前,王校长的办公室却一直在一号楼西南的角落里,这在师生中成为佳话。一号楼西侧学校围墙紧挨南车站路,南北走向,它的大部分房间集中在天井南面。走廊东面靠校园内一边是一个大房间,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很长一段时间被安排作为教务处和总务处,是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到下课,进进出出的老师和学生是很多的。走廊靠学校围墙一侧一间大房间是工会俱乐部,也是教师们经常来的地方。隔壁还有的三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中间一间大一点的大概12平方米是教导主任室。当时曾有四位教导主任在这里办公。它隔壁一间是会议室,每周一次的行政会在这里召开。另一间最里面的,十平方米不到还不是长方形的的房间便是王季娴校长的办公室,办公室内设施也非常简陋,里面的办公桌比现在学生课桌大不了多少。还有一个书橱放些文件、书籍。两个软座椅中间有个小茶几。王校长的办公桌面对西窗,但窗外是学校的围墙,室内的光线不是很好,但她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这里办公、和教导主任、教师商量工作、即便是接待上级领导也都在这个房间。如果外边来客人较多,便到工会俱乐部接待。现在的年轻老师听了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有几十个班级,几千个学生、二百多个教师的大校、名校的校长室。十多年来,教导主任等中层干部办公室和她一样,条件比较艰苦。而把大部分朝南的房间都留给学生做了教室,细微之处见精神。王校长也就是这样在一间小房间里,领导着两百个教师,两三千个学生一起创造了如此辉煌成绩的。

著名教育家翁曙冠同志曾在《桃李不言》的贺信中对王季娴之所以能取得辉煌业绩的原因作了精辟的评述和分析:他说:“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王季娴校长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团结师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他又说:“在我与王季娴同志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她的风貌和为人,了解她的学识与修养,把大家的反映和我的认识结合起来,我得出一个结论:王季娴同志是一个‘心中有党,目中有人’的好干部,一个气度宽容、志向高远的教育家”。他接着说:“是的,王季娴同志从来不曾高谈阔论过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她只说我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党的教育思想就是我的教育思想;我只是把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责任。多朴素的语言!试想,一个心中没有党或党性不强的人,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吗?一个心中没有党或党性不强的人,能够不顾外面风吹草动、刮风下雨,坚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吗?!当前,我们正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我认为这次先进性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善和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确立‘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思想,否则就不能算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许王季娴同志过去在大同这24年中可能还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自觉,但她已经朴素地在这样做了。她能尊重教师、尊重学生,关爱教师、关爱学生,从各方面去帮助教师、帮助学生。她在大同能够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没有‘素质教育’之名的素质教育。”

我认为“心中有党,目中有人”概括了王季娴办学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源泉。“心中有党”就是说她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目中有人”就是说她眼中尽是教师和学生,唯独没有她自己。大同的广大师生之所以迄今对她念念不忘学生们是因为忘不了是当年大同给了他们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和积极思维的广阔空间。这些时间和空间,对培养兴趣,发展特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与他们后来在学习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创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他们现在能够成为祖国各条战线上精英人才的基础。教师们忘不了王校长是因为在当年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大同给了他们既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的民主、宽松的和谐环境,给了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特长的机会,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机遇,使他们在为学生服务的同时获得自身广阔的发展的空间。有人后来成了优秀教师,也有少数后来成了其它行业的精英人才,如方艾老师成了有名的剧作家,张文祺成了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总之王季娴校长善待教师、关爱学生,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她能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可贵的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年代里,王季娴同志的理智和清醒抵制极左思潮影响,因为在这样环境下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冒一点风险的。王季娴的人格魅力反映在她日常教育生活的细微之中,更反映在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她对师生们的感染具有极大的穿透力。   

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张伟江为《桃李不言》题词:“信念、科学和艺术的融合造就了一大批永载史册的教育家,王季娴校长是其中的一位。”王季娴同志作为新中国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她是一位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有创见的教育家,她所办的教育是当时还没有提出“素质教育”名称的素质教育,他努力建设的是还没有提出“和谐社会”名称的和谐校园文化。她为了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校的发展所实施的创新举措,对今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笔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我要推荐
转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