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祖母廖苓顽:从宝盖走出的红色女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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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7-11 16: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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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建华(湖南衡阳人)

(本文原载《衡阳日报》人文周刊2017年12月3日)

一、衡南宝盖琉璃塘的金凤凰



没有想到,3年前的一个小小愿望,整整3年后的今天,弄得我坐卧不宁,仿佛神灵附体一般,非得圆满它不可。


这个心愿与北京海岩家族有关。实际上,我与他们非亲非故,甚至都谈不上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发生的时间,我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是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时令虽是深秋,阳光晴好,绝胜春日。


与好友罗诗斌、伍卫军驱车乡野,直奔目的地衡南县宝盖镇。途经冠市镇,听说此地三鲜米粉好吃,闻香停车。老板娘端上来的米粉,有肉有蛋,7元一碗,价格真是太厚道了。嫌汤稍白,加点酱油,色泽更加好看,居然吃了两大碗。店家酢菜做得好,吃过之后又买了两饭盒,索价30元——值!


宝盖是衡阳东乡名镇,清末民国旧居闻名遐迩,以前来过两次。先一次与某江湖书法家父子,路上听他俩窃窃私语,发现做人极不地道。父亲包养二奶,儿子居然帮着打掩护,何其可笑也,自此绝了往来。后一次丹茗居老板欧阳爱春邀集衡阳文化名人和一帮真的美女,到宝盖有机茶场采摘第一班新茶,计有三四十人。适值长沙名家彭国梁父子来衡阳看我,欣然参与其盛。那天春光明媚,晴空万里,大家采茶品茗,吃过土菜,尽兴而归。


这一回,诗斌邀约我们来其家乡,寻访海岩祖母廖苓顽故居。远远地望见宝盖镇,尚有两三公里,向右边拐向一条乡村小道。约莫一公里许,便是福全村琉璃塘,廖苓顽即生长于斯。


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琉璃塘——廖苓顽故居。 陈映摄于2017年11月30日


琉璃塘门前一口大塘,屋后一座青山,廖家老宅基还在,大体轮廓尚存,几进纵深,雕梁画栋,气势不凡,一看就是富贵人家门第,也就是湖南旧时乡绅大宅。当地廖姓族人听说我们的来访意图,争先恐后地抢着讲古,还摘来桔子硬往我们手里塞。实话实说,当地红薯比桔子好吃,临走时买了几十斤,一元一斤,据说当地农庄卖5元一斤。即使如此,卖主还觉得过意不去,又追着送给我两个南瓜,可见此地民风之淳朴。


之前的2010年1月10日,我曾到过海岩老家,寻访其父祖过往史实,写有一篇《海岩一家亲》。这次实地察看其外祖家故宅,屋旁那株高大的梧桐树,在风中招摇的黄金叶片,给我的印象新颖而奇特。古人常把梧桐和凤凰联系在一起,凤凰是鸟中之王,最喜栖于梧桐之上。《诗经·大雅·卷阿》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庄子《秋水篇》写庄子见梁惠王时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说的都是这种神奇的树木。


在我看来,廖苓顽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福全岭琉璃塘便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树。我对围观的廖氏乡亲们说:“我要为你们的老姑奶奶写一篇文章。”


二、海岩是咱们衡阳人


 


大约10年前,我将“海岩是咱们衡阳人”这一信息公布后,许多衡阳人先是感到震惊,尔后感到十分自豪。


我迄今都没有与海岩谋面,甚至没有直接通过电话。我有他的电话,听说他的时间特别宝贵,所以从来没有拨过,曾发过两次短信,对方也是有问有答。我们之间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他的秘书和儿子侣皓吉吉。


海岩的名头当然足够大:著名小说家,最红火的编剧,素有“大陆爱情教父”之誉,又有“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称。此外,他是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锦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并以一人之力建立黄花梨养习馆,在海内外的这一块收藏,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海岩本姓余,祖居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老宅面临耒水,隔河即大诗人洛夫先生的旧居。在多个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海岩均声称“自己并无背景,能做到今天,全靠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后一句是实话实说,前一句却半真半假。相比于那些金枝玉叶来说,他只能说是旧家子弟。“平波秋水,狂澜深藏”,这是圈内人对海岩创作与为人的经典评语。事实上,他出身于一个名门世家,家族背景充满着浓郁的历史烟云和文化氛围,积三代人之功,方成就今日世人景仰的文化贵族。


董必武为廖苓顽烈士墓碑题写碑名。墓前为烈士之子、著名戏剧家、导演侣朋。


海岩父亲侣朋(1921-2008),原名余吕鹏,著名戏剧家,曾任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文化部艺术二局局长。延安时期因成功编导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发给奖金。解放后编导的歌剧艺术片《春雷》成为红色经典电影,片中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成为红色经典歌曲;编导的大型歌剧《窦娥冤》,获庆祝建国30周年文化部颁发的创作、演出一等奖。1984年,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文化部代部长、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海岩祖父余可琴,曾任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中校秘书,解放后回乡做过秘书,1960年病殁于家乡。祖母廖苓顽却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衡阳历史上唯一的左联作家。


三、她的名字就叫廖苓顽


宝盖廖氏乡亲们虽然一口乡音,衣裳褴褛,面色黧黑,但都谦恭而有礼节,并以自己家族所出名人为荣。听他们一再说“廖苓顽”这个名字,我开始有些懵懂,不知所云者何。待反应过来后,让他们赶紧拿来家乘——怎么上面是“廖苓顽”,而不是“廖菱航”“廖苓航”呢?顿时吃了一惊——莫非木版雕匠搞错了?


之前读书做学问,的确没见过谁的名字带有一个“顽”字。“顽”在中国字典和语境中,有四种大体差不多的意思:一曰愚钝,譬如愚顽、冥顽不灵;二曰不容易变化或动摇,譬如顽固、顽强、顽敌、顽症、刁顽、负隅顽抗;三曰淘气、胡闹,譬如顽皮、顽童;四同“玩”。


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著名作家、编剧、收藏家海岩的老家。 甘建华摄于2010年1月10日]


回头与北京海岩方面联系,回复说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直到整整3年后,即2017年11月26日,我在家中偶然翻检出一本《中共衡南地方史》,方知错讹的源头在哪里。


廖苓顽原名廖臻,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191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徐特立的学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43年病逝,葬于重庆小龙坎伏园寺,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为之题写碑名。1983年根据重庆市政府统一规划,迁葬陆定一题名的红岩公墓,红色花岗岩墙壁上写着“廖苓顽”的名字和简介。


董必武亲笔手书的“廖菱航”,估计可能是廖苓顽的化名;中组部《烈士英名录》记载“廖苓航”,则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笔误,但此后所有的资料都将错就错。红岩纪念馆整理其生平事迹,发现没有廖苓顽的资料。经过辗转打听,1983年3月20日下午,该馆工作人员李季芳、邓菱二人,来到北京朝内大街新大楼203号4门432室,对侣朋进行访谈笔录。侣朋说:“我母亲的名字是‘苓顽’。我9岁离开母亲到晓庄,16岁到延安,母亲给我写信,署名都是‘苓顽’。”工作人员又进一步追问:“是顽(wán)或是颃(háng)?”侣朋:“是顽(wán),没错。听说北京图书馆有1931、1932年出的《一个小工人的日记》《一个小先生的信》,两本书是我写的,母亲作的序。母亲作序所用名字是‘苓顽’。1928、1929年,母亲在杭州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用的名字也是‘苓顽’。”说着,侣朋随手撕下一页台历,写上“苓顽”二字。他同时建议:“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可用董老原来题的‘菱航’,后面加括弧,注明‘苓顽’。”


《中共衡南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版)P191-198,载有《革命烈士廖苓顽给儿子侣朋的信》。这是一代湖湘才女非常打动人心的叙事,读毕让人哀叹民国妇女命运的悲惨境遇。我已将其有关衡阳部分节选,辑入《名家笔下的衡阳》散文选本。 


四、她的经历颇像林道静


琉璃塘前有一株很大的梭椤树,当地人说是廖苓顽父亲栽种的。他晚年退居故乡不问世事,常常喜欢在傍晚时分,躺在梭椤树下的竹椅上乘凉,回忆绵绵不尽的往事。


这个人称“廖八爹”的老者,大名廖湛莹,曾任国民政府禁烟督察处(总署)会计长,也是国民党张群、张嘉璈政学系的重要成员。禁烟督察总署督察长是蒋介石,可以不经过地方各省,直接将买卖鸦片的收入纳入囊中,可见廖湛莹得到了一个令人垂涎的肥缺。廖苓顽回忆:“他(廖湛莹)有足够的钱,他只是不愿意给。他爱钱,他不关心儿女们的前途,所有的舅舅们阿姨们,都受着他这一不仁慈的苦。”


民国八年(1919),廖湛莹强逼女儿廖苓顽嫁入本县名门相西乡廖田圩余家大屋。丈夫余可琴,谱名余柯琴,廖苓顽信中称“可琴”,“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但家婆非常厉害。姑恶夫懦,她在余家备受折磨,甚至“没有行动的自由(连可琴白天和我说话都得遭呵斥)”。翌年7月,为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新生活,她拖着沉重的身孕,带着不知生计、闲坐爱啃指甲的丈夫,来到省城长沙,寄居父亲家里。她先后在两三所学校任教,每周授课30个小时,同时自修大学课程。繁重的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将她锻炼成了一名坚强的女性。


但余可琴太不争气了!太让廖苓顽寒心了!儿子尚未满月,他偷偷地拿走别人送的50多元贺礼,打了三天三夜没歇过的牌,输得一个袁大头都没有!岳父派他去衡阳办件事,本来只要十天左右时间即可返回,他却与一帮浪荡子埋首在同春茂粮栈日以继夜地赌博。“从正月初到端午节后,在那儿打了5个月的牌没见天日。出来是热天了,棉袍还穿在身上,满身是虱子疮疥,眼睛深陷,面色苍白。”妻子支助他去北平上大学,但他到了北平,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只在世界语专门学校晃悠了几天。“他拿我辛苦的血汗钱,花在公寓的牌桌上,酒馆的杯子里。”闻悉这一切,廖苓顽“失望得难以形容”,经常咯血不止,得了肺病。1927年,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毅然与余可琴脱离夫妻关系(按:以上三段引文均摘自廖苓顽给儿子侣朋的信)。


廖苓顽与余可琴育有三个孩子,两人离异后,大儿子侣朋归她抚养,二儿子归余可琴(后早夭),女儿余珊送回乡下交老母带养。余珊长大成人后,先嫁给衡南县向阳桥陈某,再醮衡阳豆制品厂一赵姓四川籍工人,终生家庭妇女,没有参加工作。1961年,《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歌舞剧院出访苏联、波兰凯旋归来,内有侣朋的名字。余珊得知后,疑是哥哥余吕鹏,于是写信打听,兄妹得以相认。“文革”浩劫中,侣朋遭受“四人帮”党羽迫害,余珊前去北京看望,劝说哥哥“老老实实向党认罪”,致使兄妹反目,从此不再往来。


廖苓顽带着侣朋随父避居江南,亲眼目睹了国家多难,民族危急,生灵涂炭,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上独立自由解放之路,遂以国民党咒骂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洪水”二字作笔名,在杭州、南京等地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期间,她先后结识了张劲夫、董纯才、刘季平、陶行知、高长虹等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与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高歌(山西孟县人,原名高仰慈,高长虹之弟)结婚。在高歌的引导下,她也加入了共产党,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廖苓顽这一段人生经历,颇像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由于其父的特殊背景,党组织安排廖苓顽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33年,高歌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被捕,连续3天都没有招供。直到第四天,他估计廖苓顽已经离家,才说出了家庭地址。谁知廖苓顽正返家烧毁文件,于是被尾随而来的特务逮捕。为了把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免得更多的同志遇害,在特务押出弄堂时,她以买烟为名,让特务在远处盯着,自己走向一个熟悉的烟摊,给儿子侣朋速书数语,连钱交给烟贩,请其帮忙转交。在上海龙华监狱,她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只承认是高歌家属,没有向敌人透露其他任何情况。


不久,廖湛莹设法将廖苓顽、高歌保释,应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保证监护他们“今后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嗣后,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和廖苓顽接上了关系,但没有接高歌的关系,这是要考验高歌。廖苓顽要求与高歌离婚,组织上考虑离婚容易引起怀疑,暴露身份,所以没有同意。


抗战期间,廖家移居陪都重庆,廖苓顽利用父亲与国民党政学系的特殊关系,常随之出入各位要员的家里,刺探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再通过地下交通员祝华(原为廖湛莹的司机,后为周恩来的司机),把情报转交给董必武。廖湛莹原本毫无知觉,直到女儿逝世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他交涉要回廖苓顽的遗体,他才如梦方醒,明白自己监护10年的女儿,竟然是隶属中共中央社会部的红色女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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