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为何容易被误解?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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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4-28 04: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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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拉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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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本文纯粹讨论心理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倾向,所有见解均属推想·····嗯,我求生欲望十分强烈!


 01 


2017年7月的一次会议中,美国堪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系教授段昌明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


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心理问题平均就诊率为26%,而华人群体仅为8%,在所有族群中比率最低(数据仅凭记忆,可能不准确)。


在会议中,多数人用羞耻感解释这一现象。认为中国人对心理疾病存在的极大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整个国人群体在面对心理疾病时讳疾忌医。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即便是存在误解和偏见,这个误解和偏见又是如何形成的?


似乎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当同一个族群,面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高度一致的行为反应,那肯定是这个族群,存在着某种问题。


或者,曾经遭受过什么!


而在那句骂人的话:“你神经病啊“,当中。似乎隐藏着许多秘密。



 02 

“神经病”与精神病的混淆


建国以来,心理问题这一词汇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医生更多的用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神经症来统一指代存在焦虑、抑郁、失眠等情绪问题的病患。


而在为数不多能查到的那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能够发现那时的医生本身对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区分是十分混乱的。


有些资料中甚至直接将神经症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在1973年发表的《精神药物近况》一文中,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分院直接将神经官能症(包括神经衰弱、癔症和强迫症)划入精神病的范畴。



而在1975年发表的《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相互关系》一文中,作者提出:“有人认为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并无确切界限。无论就病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症状、病程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各方面而言,都没有根据把神经症与精神病断然分开。



可见当时就算在专业的医生群体内,对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认识也是抱有很大的分歧,许多人其实将神经症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而将心理问题(神经症)看作是神经病,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无法将神经衰弱、神经症、神经官能症等词汇与神经病在内涵及类别上进行有效的区分。


在医疗系统疾病分类的混乱与大众群体的误解中,心理问题就与“神经病“画上了等号。


于是本属于“神经症“范畴的心理问题被大众误解为精神病并与神经病相混淆。


嗯,好复杂。


这其实也解释了那句“你神经病啊!“的日常用语中,其内涵表达的更多的是”你不正常、你是疯子“这一类与精神病更为相近的攻击与指责。


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全部。


因为“你神经病啊”这句话除了拥有攻击、指责的内涵外,似乎还隐隐包含着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使得遭受攻击的人,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愤怒和不安。

这,又是从何而来?



 03 

“神经病”的一重死亡威胁!


疾病类别划分的混乱,使得许多“心理问题”在当时的医治中,经常采用与精神病同样的治疗手段。


除去传统的西医药物治疗与中医治疗手段外,通过搜索发现,那个时候存在许多匪夷所思的,治疗“神经病”的方法。

例如:电兴奋治疗!



1970年,《新医药通讯》


思想治疗!



1974年,《武汉新医药》中文章神经衰弱



1974,《神经衰弱的诊断与治疗》


割治治疗!



1973年,《割治埋线疗法治疗神经官能症100例疗效分析》

组织治疗!



1953年


1957年


所谓组织治疗,即是将提取的其他动物的组织细胞,注射入人体体内。


这些组织包括:羊膜、胎盘、睾丸、鸡胚等等。


具体数据虽不可知,但从文献中涉及的被试人数看,曾接受这些非常规治疗手段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在这些非常规的治疗手段下,我们不禁怀疑,致死、致残的比例是多少?


当一位出现“心理问题”的“神经病”人被送入医院接受这些非常规治疗后,面临的或许就是死亡或下半生的残疾。


于是自然的,在那个年代,“神经病”似乎与非正规治疗以及由此带来的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人们开始谈“神经病”色变。


此即是“神经病“的一重死亡威胁。



 04 

“神经病”的二重死亡威胁!


在当时众多的“神经病”治疗手段中,有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式——思想治疗。


即通过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有关著作,提高病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而在1956年文章《怎样治疗神经衰弱》中,作者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然而我们却有不少的干部为神经衰弱而苦恼,不能献身于伟大的事业。



我们发现,那个年代的心理疾病(“神经病”),似乎已超出个体的范畴,而与组织与政治扯上了关系。


在《福柯也解决不了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我们似乎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国家以高度的热情“拯救”异常的个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


建国初,全国5亿人口,仅有五六十个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5个精神病医院,不到1100张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1958年,全国已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处,床位11159张,规模增长了10倍。


建国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性思维和制度化体系结合的产物。


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中,医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合作,以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发现“可疑病人”,立即出击动员其参与集体治疗。


在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


政治治疗在精神病院广泛开展,“医学权威”被打倒,医疗决策由医生、护士、红卫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针对精神病人与世隔绝的情况,提出“病人养病要政治挂帅”“让精神病人在医院也参加祖国的大跃进”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是指导病人战胜疾病的良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治疗计划的核心内容。


例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是让他们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篇章,让病人认识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而减轻病人的自杀倾向。


贾西津认为,这种“政治治疗”隐含的假设是对精神病人主观责任的追究,意味着社会对精神病的看法,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罪”,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


刘北成谈到著名的陈里宁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精神病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陈里宁,一个基层办公室资料员,在文革前多次给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门判为反革命,后被“诊断”为“精神狂想症”押送北京安定医院。


1966年,他作为反走资派英雄被红小兵“请”出精神病院,其事迹还被拍成话剧《新时代狂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罪再度入狱;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里宁,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





不难发现,在政治挂帅、运动纷起的那个年代,“神经病“似乎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攻击他人的手段。


当被对手“审判“为”神经病“并被扭送至医院接受非正规的治疗,意味着面临结果极大可能即是死亡。


加之那个时候,心理学还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范畴。



1952年


而身患“心理疾病“的群体,随即背上了”思想反动“的标签。

更加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神经病“的恐惧。


即成为“神经病 “的二重死亡威胁。


于是我们发现,死亡恐惧,似乎才是导致国人对心理疾病谈虎色变、讳疾忌医的根本原因。



那些我们曾经遭受过的种种苦难,已成为整个群体内心的阴影和创伤,泛化为整个民族都极力回避的集体潜意识。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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