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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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10-12 0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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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一支战斗号角。

多少年来,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的时候,你是否知道,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年代这首战歌创作背后的那些故事?电影《风云儿女》和它有什么渊源?聂耳与田汉又是怎样创作这首歌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出于好心,将创作过程演绎出了多种版本,有的说田汉当年是在狱中把歌词写在了一张香烟盒的锡纸背面传出来的,有的说是聂耳把曲子用小号吹给了田汉听的。但是,有一位重要的亲历者夏衍先生,在1983年给报社写了封信,通过回顾国歌真实创作过程后提醒大家,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要以讹传讹。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

国歌的词出自田汉之手,曲则由聂耳执笔。

聂耳原名聂守信,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世家。1930年,18岁的聂耳为生活所迫来到上海,在烟店当了名店员,第二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师,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1年4月,因耳朵敏锐,别人送他绰号“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为聂耳。1932年7月,聂耳化名“黑天使”,连续在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音乐家黎锦晖:“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

当时已是有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田汉,正在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他通过报纸注意到了聂耳,专门找到他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了上海音乐发展的情况。古人言:“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所思所言才能不谋而合。虽然聂耳比田汉小14岁,但两人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聂耳那时正为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不满和苦闷,共同的音乐追求使他们相识、相惜。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

田汉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和聂耳通力合作,联袂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慰劳歌》《打长江》《义勇军进行曲》等10多首歌曲。至此,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改革的先行者田汉,与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人民音乐家聂耳,成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史上和新音乐史上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两个人最后的合作范例便是《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对聂耳的音乐才华赞赏有加。在田汉遗物中,有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铅笔字的16开稿纸,是1949年田汉作为新中国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上面写道:“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很不易驾驭,而他却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田汉(左)与聂耳(右)

《义勇军进行曲》源自《前进歌》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以上是田汉和聂耳于1934年5月联手,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主题曲《前进歌》。不难看出,它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颇为相似。

《前进歌》到底和《义勇军进行曲》有什么渊源呢?据田汉的长子田申(田海南)生前回忆,1934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他和聂耳去上海外滩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上堆放的木箱上印的文字后非常震怒:“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回去后,他依据所见所闻,不长时间就创作完成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剧本。

田汉把整个歌剧的作曲交给了聂耳。同时,聂耳还是这部戏的导演兼演员,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那时候21岁的聂耳精力旺盛,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既要和田汉讨论剧本的细节处理,又要帮助其他演员揣摩角色。经过紧张繁忙的排练,歌剧终于上演了。

1934年6月30日,上海麦伦中学“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校庆,左翼戏剧工作者首次公演了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填膺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码头工人老王(聂耳饰演)抱着垂死的孙子(田申饰演)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完全融为一体,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也是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蓝本。 

《扬子江暴风雨》 1960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讹传与真相

1934年,电通影业公司筹拍田汉撰写的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也称《凤凰再生》)。它描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谁料想,就在影片即将开拍之时,田汉被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由夏衍和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拍摄脚本,而孙师毅则在征得田汉同意后,把片名改为《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正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对于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长期以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以及网络新媒体都有许多种说法,其中流传甚广的一说是,田汉被捕后,在监狱里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衬纸上,托看望他的亲属带出监狱,转交给了夏衍和孙师毅。还有的说是聂耳把曲子用小号吹给了田汉听的。

《义勇军进行曲》真是田汉在监狱里写成的吗?针对种种传言,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刊登了文化部原副部长夏衍写给编辑部的一封“辟谣信”。他在信中写道:“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而田汉确实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据夏衍回忆,文稿在编剧孙师毅桌上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后面几页不知什么时候被茶水弄湿了,歌词中有几个字已模糊不清。他就请孙孙师毅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左翼文艺工作者相继被捕,年轻的聂耳满腔怒火,主动请缨,担当起为影片作曲的任务。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所内,短短几天就谱写出了雄壮的初稿。1935年4月1日前后,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坏消息接踵而至,要逮捕聂耳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为保护新生力量,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离开上海,先东渡日本,再经欧洲转去苏联,继续在音乐上学习深造。就在出国的前一天,聂耳还到上海荆州路405号电通影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与司徒慧敏等人探讨修改意见。

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4月底5月初,聂耳于日本东京将修改过的曲谱寄回上海,收件人就是电通影业公司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所以绝无聂耳“谱好了曲,再用小号吹给他听的可能”。 

《风云儿女》剧本

《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成过程与遗憾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之后,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正式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谱曲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的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另一种说法是,电通影业公司收到聂耳的定稿后,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歌名无论为《军歌》还是《进行曲》,总感觉主题不太突出,不尽人意。大家推敲后,决定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

为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些,影片导演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一块去找侨居在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发行。一星期后,该录音转录到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后期制作。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北京东路780号,后为黄浦剧场)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最终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和田汉合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35年7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来的田汉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兴奋,但惊闻聂耳遇难,他失声痛哭,作悼诗曰:“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故居

《义勇军进行曲》凝结着中国人民不懈求索的印记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远不止于银幕和唱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也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斗旋律之一。

1937年7月7日的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随着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怒吼。戴安澜将军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军歌;1938年,前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仆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悲壮一幕。

在一本名为《国歌档案》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云南滇军的64军在台儿庄打胜仗,高唱的就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把它作为开始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盛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值得一提的是, 1940年,爱国人士刘良模因在国内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而遭迫害流亡美国。赴美后,他继续介绍推广《义勇军进行曲》。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得知后,非常喜爱《义勇军进行曲》,为支持中国抗战,特意灌录了名为《CheeLai》(译为《起来》)的唱片,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他还把这张唱片的稿费寄给田汉。宋庆龄还为其亲自撰写了唱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

 

194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惟有国歌,当时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征稿启事,总共收到2000多首歌曲,入选的有600多首,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会上,享誉中外的画家徐悲鸿提出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纷纷赞同这一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但也有人认为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适合新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则不赞成这种意见,指出不改歌词有“安不忘危”的意义。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在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在天安门广场。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歌词作者田汉被“四人帮”污蔑为“文艺黑线”,国歌只能演奏不能唱。田汉被打倒之后,他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全部作品遭到批判和禁止。各种庄严场合演奏国歌时,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只有曲子没有歌词。一些正式场合也基本以《东方红》作为国歌使用。

文革结束后,受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影响,一些人认为:现在已是和平幸福时期,原国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合情势,建议修改。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一致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其歌词全文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然而,这首经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新国歌歌词,不要说在一般人心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即便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大部分也对国歌改词一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各方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的决议。后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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