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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我的骨头还是硬的!
2021-03-03 12:39:15

有人说他是

“硬骨头音乐家”

有人说他是

“音乐界的良心”

有人说他是

 “戎马倥偬三十年,荣辱不惊半世纪”

有人说他是

 “真言荡浊流,铁骨傲鬼神,浩然正气耀日月,一身报国情。”

.. ..


「他是」



贺绿汀是继萧友梅、黄自之后,跨越险风恶浪、成就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一段耄耋传奇。


摸黑走路的“倔小孩”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字安卿,1903年7 月20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县)。贺绿汀的远祖,相传于明末清初随农民起义由江西迁徙湖南,从此以农作为生。父亲卖了茅屋,于湖广两地挑盐经商。


尽管出身颇贫寒,贺绿汀依旧开启了音乐的自我熏陶——无论是从山坳里与牧童的野号、对歌,还是从村庄婚丧嫁娶、花鼓戏等民间小调里。他还是一个“祁剧迷”,但凡村里有演出,无论山路再远天再晚他也要赶过去看。



△贺绿汀故居位于今湖南省邵东县新安塘村的一个小山冲——马王塘。


当他第一次到县城上学时,发现学校里有一架老式风琴,仿佛那里有一股强大的引力,没有人会弹,他就自己摸索。其它同学讥笑他 “小乡巴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亦不为所动。正如童年的他情愿为了听祁剧而摸黑走山路一样,贺绿汀就这样在音乐自我启蒙的长路上艰难又快乐地摸索着。


不久后,他就成为学校里唯一会弹风琴的人。



△岳云艺专国乐研究会合影。1924年冬,贺绿汀从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毕业留校,任音乐教员,还兼教图画。这是1925年与该校国乐研究会同仁合影(后排右二)。


1921年,由于家中无力再支付学费,贺绿汀前脚刚踏出中学校门,后脚就步入小学教员的行列。然而他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很快,机会来了,他背着打补丁的蓝布包,饿着肚子步行到长沙,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长沙岳云学校的艺术专修科。三年后,因学业成绩优异,贺绿汀被留校担任音乐教师。


1926年随着大革命的浪潮袭来,这个熟读《新青年》《狂人日记》的热血青年毅然卷入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中。这段率真炽热的革命经历,从某种程度而言,也铸就了贺绿汀在日后且行且艰的音乐求道之路中未曾泯灭的勇士精神



凿壁偷光的“硬骨头”


在长沙的学校,19岁的贺绿汀第一次见到钢琴,尽管那时他的双手早已在耕田打渔的日夜劳作中磨出老茧。他这样描述第一次弹琴的情景:



我很快爱上了它,而且爱得入了迷,一有空就去弹。那种伏在琴上专心致志的样子,现在想来,大概有点像饥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



就是凭着一股“凿壁偷光”的劲儿,贺绿汀自学成才。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中文乐理书,他硬是一点点啃下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的英文原版,并且一段段摘抄在小纸条上,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带入梦乡。



上海毕勋路19号-国立音专旧址。1931年贺绿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选修科,这是他音乐生涯的重大转折,并成为他崛起乐坛的前奏。这是原毕勋路19号该校当年面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1年,贺绿汀终于以最优异的成绩考上当时国内的最高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钢琴与和声学。


△贺绿汀编写的《小朋友歌剧》(“小朋友丛书”之一),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7月出版。


即便是入学之后,贺绿汀常常囿于校园一角,捧着厚厚的英汉字典,继续翻译那本就连音乐专家都鲜敢问津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二十多万字的音乐巨著。随后他将前几章的译稿送至心目中最崇敬的权威人士——恩师黄自教授的面前请教,黄自在逐字逐句翻阅五遍之后,对他说:



译稿不错,基本上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你的老乡不是说你是块‘硬骨头’么?希望你继续发扬‘硬骨头’的精神,将全部书译完。




回到原野的“创作者”


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头奖。1934年11月,齐尔品及其夫人、征曲审查委员查哈罗夫(左二)、阿克萨可夫(右二)、黄自、萧友梅与头奖获得者贺绿汀在国立音专校园合影。



1934 年,誉满欧洲的俄罗斯著名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到访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试图挖掘更多中国传统音乐的灵感。刚过而立之年的贺绿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创作。回首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他的眼前重现故乡原野,思如泉涌。他将浓郁的民族风格融入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在大赛中一曲惊人,凭借《牧童短笛》拔得头筹,而另一首《摇篮曲》也荣膺名誉二奖。当齐尔品将这部《牧童短笛》带到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等各大城市巡演,受到各国观众热烈赞誉,认为这是


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奇妙结合的精品。”


贺绿汀,这个名字从此走进了国内音乐、文化界尖端人群的视野。


同年,贺绿汀写下文章《音乐艺术的时代性》,在文中他明确指出:



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是他个人创造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代的预言家;……他不单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



中国现状虽然如此破碎,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安的现象正刺激着许多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无畏的勇气;……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



就在这般炽热的感情中,贺绿汀经聂耳的介绍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开始涉足电影界,为影片《船家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都市风光》话剧《武则天》《复活》等二十多部影剧作品配乐作曲,其中,他为影片《马路天使》谱写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更是家喻户晓,在三十年代的大上海风靡一时。



有人说,贺绿汀的可贵之处正是他在黄自的基础上,对直接从民间音乐中吸取音调,更好地保持中国民间音乐的清新、质朴、生动的风格。


他还创作了《摇船歌》《怨别离》《怀乡曲》《秋水伊人》《背纤歌》《恋歌》《春天里》等上百首歌曲,为民族的动荡命运抒一己之怀。


抗战期间,他又义愤填膺,满腔豪情,写出《游击队歌》《嘉陵江上》《保家乡》《新中国青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讴歌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雄健之精神。


 “心感物而动,情触景而生,而后形之于声,谱成感人肺腑、引人遐想、发人深思的歌曲。”


△贺绿汀1943年从苏北新四军军部赴延安。1943年4月,贺绿汀从苏北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前特意留起八字胡,以便在途中乔扮良民百姓,尽可能顺利地经过敌占区到延安。


1943年,贺绿汀到延安任五省联防军宣传队音乐教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及华北文工团团长,创作有管弦乐曲《晚会》《森吉德玛》等。


他的一生创作了260余部作品。可以说,每支传唱民间、牵挂人心的歌曲无不见证着他的真情与衷肠。当他离开儿时的放牛山坡,走进时代的艺术潮流,始终不渝的总是他对自然原野的深刻眷恋和对民间人群的淳朴之爱。



前仆后继的“火炬手”


继前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贺绿汀从萧友梅、黄自的手里接过了民族音乐教育这把沉甸甸的熊熊火炬。他深知,这不仅是为了完成前驱者的未竟之愿,而开辟民族音乐教育事业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向自己民族音乐学习,这才是音乐创作的真正源泉。” 


1945年后,贺绿汀在华北大学任教,先后出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副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20世纪
8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三院长合影(左起:丁善德、贺绿汀、谭抒真)。


1949年后,贺绿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面对音乐教育“基础教育残缺不全,高校生源极其不足”等现状,他踏破铁鞋,奔走呼号: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是要继承我们祖先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巨大而复杂的民族音乐遗产,要加以整理发展,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从稳定既有师资队伍到动员海外专家回国任教;从成立音乐研究室到翻译出版音乐丛书;从开设民间音乐课到延聘民间艺人来院任教;从草创民族音乐研究室到建立民族音乐系;他还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形成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教学体制……贺绿汀成为建国后担任专业高等音乐学院院长时间最长的音乐教育家。




1958年贺绿汀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帐篷前创作《十三陵水库大合唱》。



贺绿汀在1960年代。



贺绿汀的三角钢琴,1977年初贺绿汀弹奏时留影。



1980年贺绿汀与回国观光的旅美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在一起。右为丁善德。



1985年10月,贺绿汀在联邦德国西柏林街头与一位民间艺人在一起。



怀想


1999年4月27日,他96年的峥嵘一生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




1992年春天,贺绿汀的徒孙、著名记者严怪愚之子严农前去拜访贺绿汀,严农回忆先生:“那时他正在钢琴边弹着一支歌曲,曲声刚劲有力……”

“家乡的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全集 , 我正在整理我的一些旧曲。”贺绿汀平淡地说。

 “贺老,这担子可不轻啊 ! ”

这个九旬老人笑了笑,拍拍自己的肩膀:“我的骨头还是硬的!”






【参考文献】

1.严农: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E】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

2.汪毓和 梁茂春 徐士家:贺绿汀同志创作生活五十年【J】《音乐杂志》1983

3.倪瑞霖: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贺绿汀的生平和创作【J】《音乐研究》1994

4.徐科锐:贺绿汀与现当代中国音乐教育【D】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不屈的贺绿汀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31期

叶永烈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他说,我不能尸位素餐,我要一退到底。

泰安路是上海市区西南一条安静而短小的马路。打开一道铁门,走过花园中的水泥小路,迎面就是一幢红顶白墙的二层楼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从1956年起就住在这里,直至1999年4月27日以96岁高龄离开人世。

1986年7月,他和夫人姜瑞芝在一楼的客厅兼琴房接受了我的采访。我被他的传奇人生所深深吸引,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不屈的音符》,发表于上海《文汇》月刊。

这篇报告文学得到他的认可,我得以多次访问他,从他头发灰白到皓首飞霜。由于彼此熟悉了,他改在二楼书房跟我长谈。晚年,则在二楼卧室里,他拥衾而卧,戴上助听器,跟我聊天。

来自湖南农村的“小星星”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于青山绿水之中的湖南邵东县九龙岭新庵堂村。湖南的花鼓红和民歌,给他以音乐的熏陶。他也喜欢绘画。1923年春,20岁的贺绿汀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学习音乐、绘画,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小小星,

小小星,

好象青石板上钉铜钉,

我想爬上去,

可惜天高路远不能登

这首清新、活泼、富有民歌韵味的《小星星》便是他最初创作的歌曲。

他的童心很快被大革命的烽火所吞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革命、音乐二重奏。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告诉我,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亲自和农民一道在乡下捉拿土豪刘子仁,让他戴高帽子游乡,又参加了当地斗争土豪劣绅大会,把土豪绑在台上,他也在台上讲了话。

1927年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军阀许克祥下令捕杀共产党人,邵阳地区党组织完全被破坏,很多人遇难,他不得不离开邵阳到了武汉。7月15日汪清卫在武汉发动政变,他又秘密回到邵阳乡下。4天之后,他的大哥连夜从城里赶回家,说他的行踪已暴露,听说要派40杆枪来抓他,于是他又跑到广东。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随部队到海丰,在中共东江特委会宣传部工作,参加了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写出了充满火药味的《暴动歌》:

兵工农,

兵工农,

起来大暴动

后来他在南京被捕,戴上脚镣,遭到拷打。官司打了22个月,最后他被判刑,刑满后出狱。1931年2月,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穿一身布衫,不修边幅,一看就知道是内地来的农村青年,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但他举止泰然,充满自信。”他的同学丁善德教授向我如此逼真地勾画出青年贺绿汀的形象。

“贺绿汀”是他报考音专时取的假名,后来弄假成真,成了他的名字,而真名“贺楷”几乎无人知晓。

我问起“绿汀”的来历。他思索了一下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在上海国立音专,他并不显山露水,却在悄悄然扎扎实地前进。

在书店里见到英国的普劳特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厚厚一大本,他买了下来。他当时英文不算太好,音乐理论水平也不算太高,但竟然决心把这部音乐理论名著译成中文。开头很艰难,他不停地查辞典,才勉强“啃”掉了一页,但倔强的他决不半途撒手。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他一度转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在翻译这本书上。他的朋友廖辅叔曾风趣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武昌夏天的蚊子是很厉害的,穿袜子也不能防止它的叮咬。为了提高驱赶蚊子的效率,他于是缩短防线,把两条腿缩起来,蹲在板凳上面,左手不停地挥扇驱蚊,右手挥动笔杆子把普劳特书的英文变为中文写在稿纸上。这真是一场艰苦而又坚韧的搏斗。然而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大书就这样译出来了。

一战成名


1933年秋,贺绿汀重返上海音专学习。

他的恩师黄自教授校订了他翻译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并为之作序。校长萧友梅阅后也深为赞赏,亲自给商务印书馆写了介绍信,推荐这部译作。然而商务印书馆老板认为原著出版于1889年,已显得内容陈旧,不愿意出版。

直到1934年11月27日。

这一天是上海国立音专7周年校庆,也是俄籍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授奖大会。

授奖大会在上海新雅酒店大礼堂举行,音乐界人士济济一堂。齐尔品手持获奖名单,步入主席台。台下的目光立刻聚焦到这位西装笔挺、皮鞋乌亮、头发一丝不乱的俄国音乐家身上。只听他宣布:“头等奖授予《牧童短笛》的作曲者贺绿汀!”

在热烈的掌声中,贺绿汀一身布衣上台,从齐尔品手中接过奖状,并当场用钢琴弹奏了自己的作品《牧童短笛》。在悠扬的琴声中,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短笛,在江南水乡中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地漫游……琴声征服了听众。

之后没几天,商务印书馆老板主动给贺绿汀去信,要出版他的译著。不久,这本书以布面精装印行,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部完整地介绍欧洲传统和声学的理论译著。

此后,经聂耳介绍,贺绿汀进入了电影界。1936年,他出任明星影片公司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成为左翼电影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作曲。《马路天使》里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由田汉作词,周璇演唱,轰动上海。

《游击队之歌》


1937年,“8·13”抗战的炮声响了。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到武汉、郑州、西安等地演出,宣传抗日。

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煤油灯下,他写词谱曲,创作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抗日歌曲清新,轻快,节奏鲜明,朝气勃勃,生动地刻画了游击队员的形象,迅速风靡全国。


晚年贺绿汀。



1941年,贺绿汀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奔赴延安。

在奔赴延安途中,火车经过敌伪区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曾为日本兵拉小提琴。在“文革”中,这成为他“当了叛徒”的罪状。他气愤地对我说:“我是化装、冒充成音乐商人经过敌伪区的,在火车上敌人把我赶到日本兵那里,日本兵要我拉小提琴,我只好拉了个小夜曲。难道在这时候我不拉,可以混得过去吗?难道可以不用化装,大摇大摆地从新四军经过敌伪区到延安吗?”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贺绿汀,称赞他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好。他担任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绿汀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就是他的母校上海音专。

“花岗岩脑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时,贺绿汀和往常一样,边吃早饭边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广播里传出刺耳的声音:“今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贺绿汀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加以驳斥。这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对他的批斗范围也从上海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贺绿汀跟我谈起了一次“有趣”经历。

那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被勒令跪在台上。学校里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岗石脑袋”,为了避免在会场上遭到他的反驳,事先商定不对他问话。他跪在那里,开始走神。明亮的灯光照在舞台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纹引起了他的兴趣,学过美术的他琢磨着各种木纹的形象:这像一条龙,那像狗,像猫,像云彩……对耳边的批判声和口号声充耳不闻。几小时过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贺绿汀押下去”,他还一动不动跪在那里潜心研究“木纹美术”。

每批斗一次,贺绿汀就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给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他一年中写了50多份、20多万字的“反扑翻案书”。市革委会当即决定对他进行新式的电视批斗。

1968年3月13日,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

造反派问:“贺绿汀,你为什么在1963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贺绿汀答:“姚文元当时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谁对谁错,大家可以看嘛!”

“贺绿汀你交待,你说过过去挨了日本人打,后来遭到国民党的打,现在挨红卫兵的打吗?”

“在今天开会前,红卫兵不是还在打我吗?”

“贺绿汀你交待,‘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说过没有?”

“说过,说过多次!”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会场顿时大乱。

批斗会后不久,贺绿汀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亲属都被打成“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的成员。

二女儿贺晓秋已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本来要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作曲,受他牵连,被定为“反动学生”,关进隔离室。4月4日,她作为“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骨干”,受到严厉的审问。她像父亲一样不屈服,面对审讯者,她说:“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4月6日深夜,贺晓秋开煤气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贺电视斗争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

这一次,批斗大会又成了贺绿汀的舞台。于会咏说:“贺绿汀,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贺绿汀大声说:“我没有罪!”对方说:你反对毛主席;他说:我歌颂毛主席。对方说:你翻案;他说:你们才是翻案。对方说:你反革命!他说:这是诬陷,造谣可耻!

戴着“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动武,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他痛极倒地,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红袖标”再夺开话筒,他又抢回话筒……

信号被掐,电视荧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来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离春节只有10天了。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着,耳朵里塞着小半导体收音机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门。来者说:“请你马上跟我到学校去,领导找你谈话。”

姜瑞芝心中一阵紧张。在那种年月,每逢过年过节,要对“牛鬼蛇神”进行训话。她赶紧拿起毛泽东语录本,以便接受批斗。

一出门,她愣住了。门口竟停着一辆小轿车,要接她去学校!在“文革”前,这并不稀奇,但自从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来,她见过的只有囚车。

轿车驶进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党委办公室的会议桌两侧早已坐满了人。上首空着一把椅子,居然是留着给她的。她的小女儿也被叫来了。

沉默片刻后,“专案组”头头终于发话了:“自从1968年逮捕贺绿汀以来,已经5年了。经过5年来的审查,贺绿汀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根据贺绿汀的历史表现,我们决定解放贺绿汀。但是,贺绿汀解放了,并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他还必须继续交代自己的问题。”

姜瑞芝告诉我,当时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开眼了。

傍晚,门口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轿车停在那里。姜瑞芝和女儿、女婿奔了出来。从轿车上下来的,正是阔别5载的贺绿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条破围巾,毛线衣散了的线头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里,他一个一个问起家人的近况。当他问起怎么没见到二女儿时,小女儿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团。”“喔,在桂林。”他喃喃道。过了半晌,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这次为什么给放出来?”对于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

两天之后,一位远客造访,谜底才揭晓。

这位远客乃贺绿汀的三哥——贵阳市副市长贺培真。贺培真当年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同闹革命。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贺培真作词、贺绿汀谱曲的《西湖春晓》,作为电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传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

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贺培真来访时,家人实在瞒不住,便请他说出了关于贺晓秋的实情。贺绿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贺绿汀被再次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1988年,十届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有关部门邀请在沪政协常委座谈,85岁的贺绿汀在会上发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开会我是最后一次啦。”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

他手持助听器跟我长谈。谈起音乐,他说:“音乐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动不已,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纸扎的花,是没有生命力的。”

屋里放着他所绘的两幅风景画。

1965年,他在钱塘江畔画了一幅小景,铅云低垂,遮天盖水,一片萧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边又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朝霞斑斓,云轻如锦,取名《希望》。





    红网 2012年4月16日讯(分站记者 孙成学 通讯员 陈真)4月15日,《中国现代音乐家》贺绿汀纪念邮票邵东首发式暨贺绿汀音乐作品专题音乐会在邵东县会议文化中心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丽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王长忠,市委常委、副市长、邵东县委书记周国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印制局邮票设计室主任陈芝友,湖南邮政公司副总经理成文共同启动水晶球,为《中国现代音乐家》纪念邮票揭幕。

  为了配合此次活动,湖南邮政同时发行系列专题邮品,包括《秀美邵阳》、《活力邵东》邮票、《中国现代音乐家》首发纪念封;现场还举办了湖南省集邮展览和贺绿汀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

  《中国现代音乐家》题材邮票一套四枚,由中国实力派画家崔君旺设计。四枚邮票画面左侧为 “萧友梅”、“刘天华”、“贺绿汀”和“马思聪”4位音乐家头像,右侧背景画面根据每个音乐家的风格特点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是他们的代表作的五线谱、乐器,或者是他们创作的歌词手书等。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王长忠在致辞时指出,《中国现代音乐家》贺绿汀纪念邮票在邵东首发,用方寸邮票承载了人们对贺绿汀先生的怀念之情,凝结了中国音乐的精华,也是对邵阳旅游文化的一种展示,这必将进一步提升邵阳的知名度。

  贺绿汀是邵阳市邵东县九龙岭镇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享有“硬骨头音乐家”和“中国乐坛不倒旗帜”的美誉。他一生创作了260多首歌曲,代表作有:《牧童短笛》、《游击队歌》、《四季歌》、《森吉德马》等,其美妙的旋律、动人的音符,将永远载入中国现代音乐文库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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