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艺杨绍林:上话20,不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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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4-28 04: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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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剧照


“我觉得我们上海的《商鞅》,不比北京的《茶馆》差!”419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简称“上话”)艺术剧院,庆祝上话20周年的复排版《商鞅》迎来最后一场演出。谢幕时,本剧导演陈薪伊如是激动陈词,台下掌声如潮。

199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商鞅》首演,作品喷薄而出的宁可身死,也要将改革坚守到底的“商鞅精神”,轰动沪上。随后,《商鞅》不仅横扫国内各大戏剧奖项,被誉为上海话剧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还曾让铁腕总理朱镕基为之动容洒泪。



《商鞅》剧照


可与高水准的艺术质量形成尴尬对照的是,上世纪末《商鞅》的票房成绩却并不理想。1998年,为了宣传《商鞅》,上话人走上了街头,“站街卖票”。对于1995年刚刚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上海人艺”或“人艺”)和上海青年话剧团(简称“青话”)合并而成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而言,市场的压力让一切都变成举步维艰。而或许上话人自己都未曾料到,时间行至仅仅15年后的2013年,已有上海话剧观众为抢购上话的半价戏票通宵排队,一天之内上话三万五千余张、近百场的演出票就能被抢购一空,单日销售额达到1995年上话全年票房的三倍。

上话,这一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专业话剧团体、上海话剧界的龙头老大,用20年的时间开全国话剧界风气之先,硬生生在戏剧市场中闯出了一条血路。今年,他们亲手缔造出的这份“上话奇迹”,成为了他们20周岁生日的最佳贺礼。


在《商鞅》谢幕的掌声中,那位饰演“公叔痤”的六旬演员,应该对此情此景感触最深。从人艺到上话,执掌剧院30年,他既是当年上话站街卖票的亲历者,也是今日上话一票难求的首功臣。上话20年的激流勇进,他手握船舵、破浪而出。他,便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绍林。在他心中,上话的20年,就是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20年,就是“敢于革自己的命”的20年。在上话20岁生辰之际,回望这一路之上的笑泪悲欢,他激赏今年“上话20”庆祝活动的主题语,“上话20,不止20”。


杨绍林



【被选中的突围者】



1952年出生的杨绍林,回首自己人生的前三十年,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代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选择”。初中毕业后他作为知青,先在苏南插队种了一年半水稻,后在南京煤山下井采了三年铁矿,人生轨迹跟演艺毫无关系。1973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到矿场寻找工农兵形象演员的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相中了身高马大的杨绍林,将他带上了话剧之路;而在那时,杨绍林对话剧还一无所知。

毕业之后的杨绍林被分配到了上海人艺,幸运地赶上了文革结束,戏剧、电影、电视的实践机会逐渐增多。1985年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绍林成为了银幕之上陈赓的扮演者,也算一下子出了名,直到现在他在大街上还会被认出,“你不是演过陈赓!”可紧接着,剧院新老交替,组织上安排杨绍林转做管理工作,“没选到你想干也不一定让你干,选到你了不想干也必须让你干。”就这样,从人艺的院长,到上话的总经理,一晃三十年,杨绍林除了偶尔客串一把演员,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戏剧管理事业。“弃演从政”,杨绍林有没有遗憾?“没有什么遗憾,过去了就过去了。我把话剧中心做到现在这样,我觉得也很有成就感。”

虽然如今回忆云淡风轻,但时间倒回到上世纪末,从人艺、青话到上话,坐在领导位子上的杨绍林需要面对的,却是惨淡的戏剧状况:一方面,戏剧演出观众寥寥,排出来的戏演不了几场,剧院账上只有几十万的资金,甚至一度出现了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局面。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影视业以其真金白银的物质诱惑挖走了愈来愈多的戏剧人才,戏剧业的地基因影视业的强势一点点松动。窘困之下,如何突围?杨绍林回忆:“我这人的个性就是要么别做,做就做好。我家里从前也没人做演艺行,当年我从矿井‘爬’到舞台上,家里人也很惊讶,不很赞同的。我觉得只要投入了,总会有收获的。”

杨绍林自言自己喜欢琢磨,他把做演员时分析角色的方法用在了分析管理问题上,以前思考角色“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改为思考剧院“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杨绍林还称自己为“杂家”。在现今中国整个艺术管理领域都尚处在探索期的大环境下,他却不仅熟谙戏剧艺术的语汇、国内外戏剧管理的经验,更可以将国内的最新政策、国外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各领域的名人名言信手拈来。所有这些“管理人才优势”,让杨绍林在1998年亲身经历了《商鞅》站街卖票后,在一篇美国公司的中国市场调研报告的启发下,思考到现下45岁以下的女性观众已成为市场的主力:“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已不是短缺、过剩,是繁荣,是没找到目标群体。做管理的人一定要有意识地创造机会跟顾客打交道,要了解他们。



《乌合之众》剧照



【上话人革了自己的命】



上话20年的成功究竟是如何达成的?这是所有人都希望从杨绍林这里得到答案的问题。可杨绍林坚持表示,上话有今天,在于有一整套完善的系统。“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要有正确的体制,第三要有配套的调控系统。”

上世纪末长期困扰上海话剧界的难题,就是上海的话剧团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剧场,话剧人一直处于打游击的局面。剧团无处排练,排出新戏找不到场地,找到场地了剧场又只管收固定场租不管营销……杨绍林曾回忆,当年上海人艺的老院长黄佐临带他们赴首都剧场演出,黄佐临坐在台下看着舞台,“我一直梦想我们也有这样一座剧场”。到了上话刚刚成立之时,杨绍林的第一个梦想,也是建造一座属于上话的剧场,“剧团要想在城市里存在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专卖店。发达国家的城市中都有各剧种的专业剧场。”但建造一座剧场又谈何容易,其他绝大多数上海的戏剧院团也都在要剧场,上话的土地又计划建造职工宿舍以解决严峻的职工住房问题。杨绍林在这情急之中,被逼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建宿舍一次分配就分完了,上话未来的新人还会没有宿舍;而且若干年后宿舍的新主人也未必会跟话剧有关系,结果是土地资本的流失。市场经济就是意味着分房终归要结束,土地要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因此,杨绍林最终决定,说服上话人牺牲掉自己分房的机会,将上话一部分的土地建成商品房并出售,以此筹措建设上话的话剧大厦的资金。2000年话剧大厦落成后,至今其中仍有9层在作为办公楼层出租,房屋、剧场的出租所得已成为上话三分之一的经费来源。“西方的剧院也会拿出大面积做商业经营,他们也是要解决资金的不足。”“我很感激上海的话剧人,我们今天有这个剧场,是源自上海话剧人的一次自我挑战、自我拯救。”


摆在杨绍林面前的第二个问题,即已由事业单位转为国有企业的上话,如何完成体制改革。杨绍林首先认识到,传统事业单位固化的用人模式,与演员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特性并不相合。



《商鞅》剧照


他总结了演艺职业的五大特点:演艺职业流动大(影视的利益诱惑太大无法也不该阻挡)、岗位设置不确定(固定编制不适应演员人数需求时多时少的具体情况)、评价机制模糊性(观众喜好不断变化无法为演员定高低)、职业年龄存差异(难有红一辈子的演员)、演艺职业个性强(演员出名后只听从自己的兴趣钱与命令都无法将其左右)。因此,必须创新用人模式,才能适应实际的演艺人才管理需要。1995年,上话克服万难,在全国率先采用了“演员俱乐部”的“会员制”管理模式,“其实上话是一个人才交流平台。我们给演员提供实现自我的机会,但他们是独立的,来去自由的,不是我们私营的。”



《乌合之众》剧照


【“我们赚的那点钱算什么呢”】



解决了演艺人才的优化管理,下一步,对于演艺行业的另两大要素——资金与内容,杨绍林推行了“制作人”项目管理模式。当全社会的改革尚未深入到可以明晰整个剧院的产权时,制作人制可以在具体的项目中趋近产权明晰和法人治理。如今,收入与票房联动的制作人制,因其激活了人才的工作热情与作品的市场潜力,已经广为中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者所采用;但早在1997年,既已在上话推行了制作人制的杨绍林,在北京的会议上向同行介绍起这一制度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天外来客:有人表示“剧团就剧团嘛,搞什么制作人,听不懂。”


如果说剧场的建立与体制的改革都既已解放了剧院的生产力,那么与其配套的调控系统,便是现下杨绍林关注的问题。不能回避的现状是,随着上话乃至上海戏剧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关于上话、上海戏剧过度“商业化”的质疑也被人们抛出,舆论对于上海多悬疑剧等专供市场需求、不图艺术进取的作品颇有微词,并哀叹上海除了票房蜜糖何念、高产编剧喻荣军,再能与北京相提并论的“高水平”创作者便屈指可数。对此,杨绍林其实也有深刻的反思:“我们需要企业精神,但我们不能企业化。”“我很烦大家整天盯着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赚的那点钱算什么呢。”在他的心目中,上话不仅要讲投入产出,同样需要肩负社会责任、艺术责任。现在杨绍林手上的资金,除了60-70%投给了制作人,剩余部分即作为调控资金,投在了那些并不赚钱、但同样意义深远的项目之上。如《商鞅》这种艺术水准高但因人员众多而至今亏本的作品,以及上话近年坚持扶植的经典排演、实验创作,戏剧教育、票价优惠,中学生、大学生、青年戏剧节,外国戏剧作品的引进、人才的合作,便都在杨绍林的调控范畴之中。



杨绍林

诚然,相比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的意识形态与艺术传统压力较小,市场意识与市场机遇更为领先,这促使了上话有别于北京的诸多国有戏剧院团,首先试水了结束“等靠要”的“旧常态”,主动迎接挑战,革了自己的命。但在某种程度上,杨绍林也会“羡慕”北京院团受到的政府照顾:“本世纪初北京就提出,拿出100亿做文化。而上海到现在对全文化领域的投入才三十六七个亿。再加上中央、军队对国话、总政等院团也直接投入,全国的院团为了拿奖也去北京演出,国际交流北京也比上海多,总之上海是跟北京没法比的。”在杨绍林眼中,雄厚的资金支持促成了北京文化的繁荣多元,院团进而可以各自坚守一点。但上话是上海唯一的国有话剧院团,而上海也目标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这就要求上话必须兼顾各种风格、需求与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话的logo18个小圆围成一个大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变。再过若干年如果再有几个上话这样的剧院出现,我们可能就需要重新定位,跟别人竞争对比。”

另一方面,杨绍林也期待着政府能在财政方面给予上话更多支持。如今政府对上话的投入只是对国话、人艺的几分之一,上话在政府投入外剩下60%的资金都来自自己的营业收入,但杨绍林发现世界上优秀的剧院一般自给率不会超过50%“政府给的太少了,我们很多事要去市场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我们在市场上的挤压感非常大,在艺术创作这一块调控空间很小,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艺术家是要过日子的,你让他老想着挣钱,他管你什么导向不导向,阵地不阵地的。我一直在向政府呼吁这件事,让我高兴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来调研,所有的院团都在谈这个问题,他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着手解决。尽管钱我还没拿到,但我已经看到了希望。”

在访谈的最后,杨绍林笑谈,“尽管没有发大财,但我没有选错我所做的行业。”这位用将近一生的时间重振了上海话剧的价值与骄傲的领路人,还讲事实、摆数据地算了一笔账,例证戏剧确实不能发大财。“但戏剧能让你开心,让你活得有尊严。”

《商鞅》落幕,上话20周年的纪念演出仍将继续,《秀才与刽子手》《乌合之众》等一批上话的经典与新作将次第接棒上演。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开幕与闭幕,上话新一个20年的征程即将开启。用20年的光阴助力上话崛起的杨绍林,满怀信心;因为他有理由期待,下一个20年的光阴,将能见证上话在市场与艺术双栖之上的腾飞。


编辑丨郝永慧 记者丨奚牧凉

剧照丨尹雪峰 图片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朱诗琦对本文亦有重大贡献)

本文刊登于《文艺生活周刊》NO.133期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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