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嬗变·善的坚持·继承传统——话剧《驴得水》的剧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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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9-10 16: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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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剧《驴得水》的巡演获得空前成功。人性的嬗变与善的难以坚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话剧的成功既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行,也流露出对话剧传统的继承。这样一部话剧在今天成功的上演更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一曼;荒诞派;果戈理戏剧

 


20133月中旬在天津大剧院观看了至乐汇排演的话剧《驴得水》。早在2012年就在微博上看到北京、上海的观众对此剧的好评,终于这次在天津得以欣赏。不清楚此剧在巡演过程中是否还在进行着继续的创作,因为在天津大剧院看到的《驴得水》的个别细节,似乎和之前评论文章中提到的细节并不很一致,总之,形成本文的诸多感受是基于对该剧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时的现场表现而言的。

 


人性的嬗变:理想背后的世俗人生

《驴得水》2012年首演的海报中给出这样的剧情梗概:民国时期的一个乡村学校,由于严重缺水,校长将一头驴虚报成英语老师,来为学校挑水。面临上级的检查,大家决定让一个铁匠来冒充这个叫“驴得水”的英语老师。但是上级却对这位“驴”老师刨根问底。眼看事情要败露,大家只能用更多的谎言去弥补。于是,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超乎校长和老师们的预料。同时,演出海报上大字写着“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几位在乡村实践着教育理想的知识分子演绎了怎样的“纸老虎”角色呢?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纸老虎被击倒的情景在观众面前展露无遗。话剧设置的背景是一乡村学校,人物是一群教师,他们的人生理想是办好教育,改变中国人民“贫、愚、弱、私”的面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教育有关,仿佛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教育的话剧。但是看完整场演出,不由得意识到,所谓的教育问题只是一个由头而已,实质或许不是教育问题,可以是任何一个问题,剧中人物在处于极限条件下的选择与变化才是话剧最核心的问题。导演周申自己说,“这个戏不是在说中国乡村教育、民办教师的问题,而是在说知识分子的问题。”1确实,这四位教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有开启民智的理想,有为实现理想而放弃自身物质享受的初衷。但笔者要说,观看了演出之后,或许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深入些,这些人可以是知识分子,可以说话剧演的是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但也可以不是,或许可以放大到,这是在展现所有人的人性问题,所有的人面临绝境选择时或许都可能出现与剧中相似的情况,人性会发生与剧中某一人物相一致的转变。

四位教育理想实践者的口号是改变中国农民的“贫、愚、弱、私”,每每在事情的紧要关头,孙校长总要用这个口号提醒大家,在坚持这一理想的前提下,就有了校长“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原则。于是,为了所谓的教育理想,他可以牺牲掉一曼,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女儿。按照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或许有些人会接收此做法,但只要考虑到这一事件中具体的个人,不得不对孙校长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在所谓的宏大事件中牺牲掉个体的利益,只能让人感到人性的悲哀,更何况其中还常伴有种种的虚假。

历史老师裴魁山最初对张一曼的感情不可谓不真挚,但在利益面前速度并不缓慢地走向了利益。张一曼为了让铁匠帮助大家,要去“睡服”铁匠,裴魁山知道了之后,先还是反对,可是他来到房门口,踌躇的结果是选择离开,随后关心的是在这场交易成功后,他可以得到多少实惠。接下来的故事中,他对利益的追求表现得最为外露,一件貂皮大衣在身,仿佛随时在炫耀着什么。并且每次向孙校长和周铁男提要求时都那么理直气壮,总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他没破坏张一曼与铁匠的事情,是他做出了牺牲似的,而因为他被牺牲了,他就应该得到更多的补偿,给他补偿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他从没意识到,张一曼牺牲掉的自己是自己的自己,而不是他裴魁山的,并且张一曼自我牺牲后,获利者中也包括他裴魁山。裴魁山不但从没想到这些,反而从此开始嫌弃张一曼,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羊脂球的结局。

周铁男最初本是几个人中最有骨气的,对校长女儿佳佳也极尽爱护,每每慷慨激昂地斥责别人的软弱与自私,可是当教育部官员的枪声响起之后,他彻底变成了教育部官员的狗腿子。周铁男是几个人物中前后变化最大的一个角色,或许硬度最大的,折断的也最彻底吧。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周铁男的整个人生观发生了最重大的变化,从一个正直勇敢的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完全变成了一个毫无是非标准、只为利益生存的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怯懦的一面显露无疑,更为严重的事,还不只是怯懦,在怯懦之后,他又生发出了更大的贪欲。

与周铁男一样发生巨变的还有铁匠。铁匠在屋外清洗自己的场景,在整部剧中无疑具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细节,标志着铁匠将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清洗自己,飞溅起的水花在灯光的映射下闪着光芒,让人最初想到的清洗过程本该是去除污秽恢复洁白,可这一清洗过程因其频率的快速,让人感到了某种疯狂,意识到似乎与通常的模式有所不同,果然,铁匠接下来的行为验证了这一转变的不同寻常。别人是由黑变白,铁匠则是由白变黑。

剧中这些人物的表现不仅验证着知识分子是纸老虎,也在昭示着所有人都可能是纸老虎,在利益、生死面前很容易被击败。而每个人在利益面前、生死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情境又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只是萨特的人物面临的是两难困境的选择,荒诞与意义的抉择,相较而言,《驴得水》里面的人物所面临的选择还并没有达到这种决绝的程度,可即使如此,却以他们的选择为观众展示了人性中极为丑恶的一面。

 


善的坚持:浪荡表现下的单纯

与众人在利益面前的巨大改变不同,剧中女教师张一曼则一直是个真实生活着的、持有善良本性的人。可以说张一曼是这个剧中最亮的那个点,如同曹禺《雷雨》中的繁漪一样。她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着,向往浪漫的爱情,唱起“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就要天亮”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此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纯情的小姑娘,一个内心极其洁净的小女子。即便在接下来面临种种利益纷争的时候,一曼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丑恶的行为,每一次,即使“睡服”铁匠的行为,也是为了大家,为了全体教师和学校。当她被逼向铁匠媳妇承认与铁匠的关系的时候,她想到的也还是不可以承认,她说到,只要她承认了,铁匠的一生就毁掉了,此时的她,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铁匠的人生,她是个心中有别人的人。可最终她还是被大家所逼向铁匠媳妇承认了,当她向铁匠媳妇说出铁匠是畜生的话时,铁匠的一生也就真的毁了。这一句话不仅仅是不爱铁匠这么简单,而是把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否定了,因为这句话,铁匠重新“洗涤”了自己,丧失了淳朴的本性。为了大家牺牲自己的一曼,最后的命运和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一样,被大家抛弃了。一曼随后疯了,一曼的疯或许也别有意味。通常人们会认为疯子没有理智,不能进入到正常人的生活里。但正常人的生活就真的正常吗?真的是正确的吗?疯不等于真的不正常,不等于不真实,许多时候疯癫之人反而是最清醒之人,一曼最后的自杀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校长、裴魁山和周铁男等人选择继续留在学校的时候,只有一曼以自绝的方式与他们决裂了。校长等人认为可以当做一切没有发生过,可一曼显然知道,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恶既然曾经在人们心中被唤起过,就不会因为一句当做没有发生而被消除掉,当做没有发生只是在掩盖真相,只是选择以虚伪的方式、带着面具的方式继续生活,而一曼拒绝了这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她选择承担这件事,以自己的生命来对自己有所交代。导演周申自述张一曼这个角色来自于他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小说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个名叫豆芽菜的女孩,我脑中的印象久久不去。有这么一种人,内心单纯善良,却给人感觉浪荡风骚,她的原则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受人束缚,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其实关键时刻远比那些成天满嘴大道理的人能够坚持道德底线。”2

张一曼就如豆芽菜一般,虽然最初上场给人风流的感觉,但其内心是无比的纯净,其坚守道德底线的程度远高于周围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

 



荒诞派戏剧与果戈理戏剧的综合体现

话剧《驴得水》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创作团队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剧本,同时有优秀的演员演绎出来。但熟悉话剧的人也能够发现,《驴得水》的创作完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对中外戏剧传统的继承下出现的。整出剧可以说是荒诞与现实的结合。《驴得水》整体风格上很容易让人想起《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荒诞派代表剧目,架空的讲述方式,出人意料的情节等等。与《等待戈多》的联系可以从一个细节出发。在《驴得水》中铁匠第一次被带到教育部官员面前时,他特别惧怕教育部官员戴大盖帽,当教育部官员戴上大盖帽时,他就吓得趴在地上要说出真话,当教育部官员摘掉帽子时,铁匠就可以扮演英语教师的角色了。总觉得这个细节与《等待戈多》中幸运儿戴帽子的情形有类似之处,当幸运儿戴上帽子后,幸运儿就可以滔滔不绝、思如泉涌,表现得特别有思想,可是当他摘掉帽子后,他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等待戈多》中的幸运儿只有戴上帽子才能思想,摘掉帽子就成为一个无法思考道具样的人物,在这点上,《驴得水》中的铁匠毫无疑问和幸运儿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帽子不是戴在铁匠的头上,是戴在别人,也就是教育部官员的头上,当帽子出现、高高在上时,铁匠会表现得真,而之所以会有真实的表现,是因为他在思考,由于他的思考他才会害怕教育部官员,而当教育部官员摘掉帽子后,铁匠的表现无疑就成为一个道具了,这时的他思想停滞了,所以他才不会生出害怕的念头,也就能够完成扮演英文教师的任务。也可以说戴上帽子后,无论幸运儿还是铁匠都在无意识追求真,摘掉帽子后,他们都失去了这种对真的追求。这个真可能是真相、真理,也可能是思考的能力。另外,当号称留学英国多年的教育部官员把铁匠的方言误认为标准的英语时,这一荒诞情节也更多地出现于荒诞派戏剧中吧。

深入体会《驴得水》这部话剧,在感受到其与荒诞派与等待戈多对话的同时,又不能不说它似乎也在与另一戏剧大师唱和,那就是果戈理,《驴得水》在剧情与表现模式上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似乎更具亲缘关系。首先就可以说《驴得水》的创作会让人想起果戈理创作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驴得水》剧组向文化局报批剧本时,《驴得水》的剧名首先受到质疑,说不明白《驴得水》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提醒说,可能改名叫什么村的驴得水会好一些,导演周申说,那就随便写哪个村吧,于是被审批下来的名字是《东莫村的驴得水》。熟悉果戈理作品的人,肯定都知道其代表作《死魂灵》的出版经历。同样审查官员也是不理解《死魂灵》这个名字,也曾换做其他的名字出版。果戈理的戏剧代表作《钦差大臣》的情节是普希金提供的,而普希金是把知道的一件真实故事告诉了果戈理。《驴得水》的创作也有类似情况,也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曾去甘肃支教,当地缺水,学校便养了一头驴挑水。可大家都不愿意出养驴的钱,于是校长便将这头驴虚报成了一位名叫吕得水的民办教师,用“吕得水老师”的工资来养驴。当上级领导来检查,要见这位吕得水的时候,大家只能编造各种借口搪塞。3由此,《驴得水》与《钦差大臣》的创作起源又有着一定程度的近似性。而纵观这两部话剧的剧情与表现意图则有着更为明显的近似性。《钦差大臣》中是因为上级官员要来县城,县城里的官员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而极尽能使巴结这个上级官员,虽然认错了这个上级官员,但在讨好这个上级官员的过程中把自身的丑态暴露无遗,《驴得水》的故事核心也是人们在面临上级官员审查的时候所做的种种掩盖行为,虽然这些人并未做什么坏事,但毕竟还是做了假,而为了掩盖这个假,也各自表演出自己人性的丑恶。两剧一对照,任何一观众,都可感受到其中的相似处。

《钦差大臣》用一个事件作为人性丑恶展露的舞台,《驴得水》也同样,通过人们在一个事件中的选择,把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钦差大臣》的演员在舞台上对观众说到,你们笑谁?笑你们自己。同样,在《驴得水》中演员也在与观众进行着互动,这种互动必然迫使观众要想到自己以及自己生活中的人与事,在看到舞台上几个人的选择时,不能不想到,如果自己面临这种情况时,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不是自己的心灵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果说《驴得水》从荒诞派那里吸收的是荒诞,那么从《钦差大臣》这里汲取的就是现实。

《钦差大臣》一向被称作喜剧,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但这种欢乐绝不是简单的滑稽剧中的笑料,而是体现着创作者严肃思考的欢乐。《驴得水》则可以定义为人性悲剧,但演绎方式却具有喜剧色彩,整个演出过程中不时响起人们的笑声,铁男的东北方言、石匠的西北方言,让人感到欢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休假式治疗”,这些可以用“你懂的”来解释的已固化的说法,也会博得观众的会心一笑,但是笑过之后呢,感受到的则是深深的悲哀与凄凉。果戈理的作品是“含泪的笑”,《驴得水》则是“冰冷的笑”,笑的同时心中冰冷凄凉。

毫无疑问,《驴得水》是部能够引起人们多角度思考的话剧,虽然一部作品的好坏还需大浪淘沙、历史的沉淀,但以个人的直觉判断,这应该是会在中国话剧史和文学史上写上一笔的一部作品。除去剧本与演出的出色,这样的话剧在今天能够上演都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在肯定《驴得水》演出成功的同时,关于具体的演出细节,笔者还有点小的意见。在小剧场演出,怎么演似乎都无所谓,但是到了大剧院更为正式的演出,是否应该给出一些观赏建议啊。如不想改动语言风格和情节,就该根据内容对观看人群给出设定,毕竟作品中性的隐喻词汇还是不少的,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建议家长不要带领太小的孩子来观看演出。

 


参考文献

[1] 石鸣,《驴得水》: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三联生活周刊第707期,201243期,见http://www.lifeweek.com.cn/2012/1025/38942.shtml

[2] 石鸣,《驴得水》: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三联生活周刊第707期,201243期,见http://www.lifeweek.com.cn/2012/1025/38942.shtml

[3] 杨洋,摄像头下的小剧场,中国周刊,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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